第二六一章 分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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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的发展，是传统封建王朝最大的危机。
这一点，不论是皇帝，还是刘玉，在结论上是有共识的。
结论有共识。
只不过，两个人的推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这又再一步退回到“重农轻商”这四个字的内涵上了。
以皇帝的视角来看，工商业发展造就的王朝危机，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过快，从而造成土地兼并加速。或者说，根源是土地私有制下的自由买卖问题。
而已刘玉的视角来看，工商业发展造就的王朝危机，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业发展，诞生了新的阶级，新的阶级的力量会急剧扩大，导致新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彻底打破小农、地主的封建王朝的旧逻辑。
或者说。
以皇帝的视角看，工商业发展、资金积累、土地兼并等问题，埋葬的是大顺王朝。
但王朝运行的逻辑，依旧没变。只不过，下一个王朝，可能不姓李。既说大顺当初在市井间散播什么李家来复朱温的仇，说不定日后也有人散播什么杨家来复李家的仇。
而以刘玉的视角看，工商业发展，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埋葬的是封建王朝。而不是李家取代朱家、杨家再取代李家的问题。
如果说，皇帝有唯物史观、阶级史观。
那么，刘玉再怎么忽悠，也没有任何卵用。皇帝如果懂唯物史观、懂阶级史观，一定会反对工商业发展，因为从这个史观、和他的屁股坐在哪，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桉，也即会坚决反对工商业继续发展。
但是，皇帝不是。
用刘玉的话讲，皇帝是“变种的洋务运动”脑子。
或者说，是太空歌剧“史观”、是魔法蒸汽朋克“史观”、是抽象的技术进步史观——亦即，技术的进步，并不去考虑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关系的变动，而是以此时此刻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幻想技术进步之后的世界按照此时的社会意识来运行。
两个人的史观不同。
但两个人不管真心假意站在封建王朝、封建皇权上对工商业发展与皇权和封建王朝的不对付的“结论”相似。
但是，史观的区别、推理过程的区别，也就导致了，刘玉这些年“披着封建主义外衣进行的激进资本主义变革”得以实行。
而回到工商业发展的问题上。
按照皇帝的史观，逻辑，推理，去考虑问题，就必须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对症下药”。
简单来说：
皇帝为什么反对工商业发展？
因为土地私有制加自由买卖，工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过快，导致兼并速度加剧，伤小农之利。
而小农，是封建王朝的真正的统治基础，基本盘，力量来源。
如何让皇帝支持工商业发展？
无非两点。
其一，找出办法，哪怕是忽悠，忽悠的角度也必须着眼于“有办法既发展工商业、又不侵小农、能够维系帝国的基石”。
其二，用技术描绘未来，告诉皇帝，或者说让皇帝看到，技术进步可以稳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说，拿着一个航海钟给1760年的封建帝王看，封建帝王肯定会认为是奇技淫巧；而你抓一把化肥给皇帝看，皇帝就会认为科技是有益的。
因为，传统封建王朝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土地、亩产、粮食、和人口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要注意，这里的主体是封建王朝，而不是中国、中华民族或者别的什么主体。意思就是，在不考虑皇帝自己造反的前提下，站在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亩产、粮食、人口的问题。
既然以封建王朝为主体，那么就必须考虑到：首先，皇帝对数万里之外的殖民地，不感兴趣，因为皇帝知道，帝国的统治疆域已达极限，更远的地方和皇朝无关，反倒是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太远的地方肯定会分离出去；其次，封建王朝不会主动完成土地制度的变革，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此土地制度的受益者、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地，利用保守甚至反动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为新时代的诞生做铺垫。也即让旧时代的母体，吃饱喝足，增加体力，免得难产，并且把新时代这个必然要吞噬母体的婴孩，在腹中养大到不能夭折的强壮程度。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依靠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靠着鼓吹地主贵族阶级的重要性，实际上却是在实行最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
刘玉也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借助皇权的力量，在一种“这在加强皇权”的外衣下，完成了诸多改革。既包括激进到荡平了盐业小生产者、迈到了萌芽托拉斯的盐政改革；也包括了废弃大运河、以及琢磨着修筑从京城到汉口铁路的改革。
同样的，在这场关于“工商业发展”的讨论上，刘玉也始终抓着这一点——即，皇帝不是唯物史观、不是阶级史观，所以以皇帝的史观，所担忧的东西并不是旧时代的真正的绞索。而皇帝所担心的东西，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统治术来回避的，而真正的绞索，皇帝并不可能看到。
实际上，包括什么“乾小四反对蒸汽机”之类的段子，也都是操着同样的类似“太空歌剧”史观的人，在那臆想。且不说英国怎么可能允许蒸汽机出境，连法国人离那么近都需要偷、俄国人得靠骗，英国居然会主动向全世界送“生产力和文明”？
实际情况，则是刘玉在盐业问题上的发展生产力，让皇帝喜不自胜——入你玛驴毬子的，总算解决了盐商控制生产销售的问题、私盐问题，大盐业管起来比他妈的小盐户、盐商这些玩意管起来容易多了。若是能依靠官盐大生产降价，既挤死那些私自煮盐的小贩子，何至于有刘士安、袁世振等辈绞尽脑汁的改革？
皇帝会担心小私盐贩子的死活？怎么可能？
皇帝只会关心，盐税能不能收上来、能不能降低盐税缉私成本。只要能收上来钱、大把的盐税。私盐贩子、手工业者反抗，杀就是了，那不是更省钱？
以盐业为例。
从刘晏的改革开始，封建王朝的思路，就是控制生产、但鼓励商人流通。因为，食盐细碎化的特点，流通问题上，封建王朝谁也做不到能让食盐下乡，唯独靠商贩。
故而，抓住了这个事实，以史为鉴，读明白食盐改革的真正路线，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产力的发展——控制生产、放松销售、在生产端征税、鼓励大企业，方便征税。
其余的问题，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运行逻辑。
然后理解皇权的基石、朝廷的税收、盐业等行业的诸多改革到底是个什么大方向。为什么明末大儒在盐业问题上，基本都赞许刘晏的改革，而不是赞许袁世振的改革，两者的区别到底是在生产端归谁控制还是销售端归谁得利的问题。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历史上张之洞的机械织布厂为什么干黄了、为什么机织布干不过家庭手工业——破除那些扯犊子一样的愚昧、守旧之类的大套话，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去考虑一下为什么觉醒的女工都是纺纱工、为什么芦柴棒是纺纱工，而她们为什么都不是织布工；去考虑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纱的倾销，导致了旧时代家庭手工业达到了5.6亿匹的巅峰”；以及为什么民族轻工业很多都是干纺纱起步的，而干织布的厂子基本都完犊子了？
这背后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基础，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对空地在那谈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愚昧守旧”、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刘玉关于“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问题的“两条腿”，是在解决“工商业容纳过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论问题。
理论上能，才有可能继续发展工商业。
刘玉和皇帝的“内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场、让资本吃外、而对内进行资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讨论，是在解决“工商业发展会加速土地兼并”的这个皇帝最担忧的问题。
这个担忧，还是那句话：皇帝是以现在的社会意识，去幻想将来的世界，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控制工商业积累的资金投入土地，即可解决“重农轻商”逻辑下对工商业发展的恐惧；而刘玉则是以将来的社会意识，在塑造将来的社会意识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且确信物质基础的变更会让封建王朝彻底毁灭，而不是李家换朱家、杨家换李家的问题。
理论上，工商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
实践上，以封建专制、皇权社会的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动管控、传统抑兼并手段、通过户籍等禁止先发地区去内地买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论上可以达成“工商业发展容纳足够的‘过剩’人口，但又没有工商业发展导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处、不要坏处”的空想。
当然，只是理论上。
这种理论上的概括，也就是皇帝想要筑造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国家强力上的新的“万里长城”。“长城”之内，延续旧制度，保存小农经济，等待着工业发展出化肥、或者商业让智利孟加拉硝石白菜价；“长城”之外，去参与世界贸易，继续发展，没有市场就去抢、去打、去夺。
皇权通过内地兵员、良家子等反动小地主贵族作为军事基本盘；以海军作为随时筹码、以先发地区的对外贸易必须依靠海运而海军可以切断海运、陆军可以在大城市驻扎等，来控制先发地区。
同时，又通过先发地区对外的掠夺、贸易、倾销、垄断等，获得金银、物资。这样，又加强了皇权所能掌控的经济力，皇权通过掌控这股强大经济力的分配，来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同时拥有通过这些经济力，随时可以在内地拉出来兵员的军事能力，维系对先发地区的控制。
否则的话……真搞国内的统一的大市场，去除内部关税的话。松苏地区凭借长江航道、凭借即将诞生的火轮船运输能力，无关税的货物直达内地，用印度棉纱干死江汉平原的棉纱；用松苏布干死湖北的棉纺织业；用南洋东北的廉价海运粮食降低用工成本来获得对内地工业的全面优势，这叫啥？
当然，这叫啥，可以定义。
但这叫啥不重要。
重要的是，四川不适合种棉花，而川盐入湘楚之后，湖北地区数以十万计的手工业棉纺织家庭依靠着“川楚”贸易活着。
川盐入楚，白银往成都流。
苏布入楚，白银往松苏流。
这些地方的脆弱经济，怎么活？
皇帝并没有谈别的省份，而是谈了谈之前太子去历练的湖北，说到了一个有些特殊的话题。
这个话题，用后世影视剧的话，叫“改稻为桑”。
只不过，基于此时的现实，这个问题，是反过来的。
也即，不是农民“傻”，不懂经济，不想“改稻为桑”。
相反，是太懂了。
湖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湖北大量的百姓，主动“改粮为棉”。
结果太子在湖北折腾出来个了让一些暗戳戳想看太子笑话的人，看了个“大乐子”——【月余来阴雨兼旬，天水为灾，更兼民多改粮为棉，乃至楚地米价腾跃，致使小民够食为艰……遂命民船不得将米、杂粮等擅自出境，以重民食而维大局】。
要不是四川节度使那边竭尽全力帮了忙，太子这个“米禁”的乐子，可就闹大了。
简单来说，湖北粮食出问题了——本来湖北的人口暴增之下，又因为川盐入楚的贸易，导致湖北纺织业向四川回程销售，民众又不傻，种棉花有利可图为啥种粮食，自然大量改粮为棉。
当然，除了棉花，还有芝麻、茶叶等，太子的经济政策，过于激进了，玩砸了——他只看到了刘玉在松苏地区的改革过于激进，但他纯粹是邯郸学步、刻舟求剑。刘玉在松苏改革的举措里，是先下南洋、开东北、借朝鲜还米制、骚日本之实物谷米税、发展海运确保米价降低的；而太子就没想想，从他妈的南洋、东北运米运高粱走大海去松苏是一个运费，可从松苏再逆流而上运到湖北，那又是另一个价了。
他的激进改革，短期看成果显着，收入增加。结果玩的过于激进，结果又来了波天灾。
没办法，只能以行政手段，强制米船不得出省境。甚至湘地所来的运粮船，亦不得出湖北。
基本上，以史书来看，封建统治者没听说有主动“改稻为桑”的。而更多的，是老百姓主动“改粮为烟”、“改粮为桑”、“改粮为棉”，导致统治者头疼不已，不断出政策，禁止改粮为经济作物。
因为，运输能力的限制，人均粮食这个概念，并不可能在这个风帆时代从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具有现实意义。
而人不吃饭，会死、会起义。
关键是，这次玩砸了，把太子吓得够呛。一下子从激进的经济政策，给干萎靡保守了。
工商业的发展，是传统封建王朝最大的危机。
这一点，不论是皇帝，还是刘玉，在结论上是有共识的。
结论有共识。
只不过，两个人的推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这又再一步退回到“重农轻商”这四个字的内涵上了。
以皇帝的视角来看，工商业发展造就的王朝危机，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过快，从而造成土地兼并加速。或者说，根源是土地私有制下的自由买卖问题。
而已刘玉的视角来看，工商业发展造就的王朝危机，源于什么？
源于工商业发展，诞生了新的阶级，新的阶级的力量会急剧扩大，导致新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彻底打破小农、地主的封建王朝的旧逻辑。
或者说。
以皇帝的视角看，工商业发展、资金积累、土地兼并等问题，埋葬的是大顺王朝。
但王朝运行的逻辑，依旧没变。只不过，下一个王朝，可能不姓李。既说大顺当初在市井间散播什么李家来复朱温的仇，说不定日后也有人散播什么杨家来复李家的仇。
而以刘玉的视角看，工商业发展，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埋葬的是封建王朝。而不是李家取代朱家、杨家再取代李家的问题。
如果说，皇帝有唯物史观、阶级史观。
那么，刘玉再怎么忽悠，也没有任何卵用。皇帝如果懂唯物史观、懂阶级史观，一定会反对工商业发展，因为从这个史观、和他的屁股坐在哪，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桉，也即会坚决反对工商业继续发展。
但是，皇帝不是。
用刘玉的话讲，皇帝是“变种的洋务运动”脑子。
或者说，是太空歌剧“史观”、是魔法蒸汽朋克“史观”、是抽象的技术进步史观——亦即，技术的进步，并不去考虑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关系的变动，而是以此时此刻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幻想技术进步之后的世界按照此时的社会意识来运行。
两个人的史观不同。
但两个人不管真心假意站在封建王朝、封建皇权上对工商业发展与皇权和封建王朝的不对付的“结论”相似。
但是，史观的区别、推理过程的区别，也就导致了，刘玉这些年“披着封建主义外衣进行的激进资本主义变革”得以实行。
而回到工商业发展的问题上。
按照皇帝的史观，逻辑，推理，去考虑问题，就必须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对症下药”。
简单来说：
皇帝为什么反对工商业发展？
因为土地私有制加自由买卖，工商业积累资金的速度过快，导致兼并速度加剧，伤小农之利。
而小农，是封建王朝的真正的统治基础，基本盘，力量来源。
如何让皇帝支持工商业发展？
无非两点。
其一，找出办法，哪怕是忽悠，忽悠的角度也必须着眼于“有办法既发展工商业、又不侵小农、能够维系帝国的基石”。
其二，用技术描绘未来，告诉皇帝，或者说让皇帝看到，技术进步可以稳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说，拿着一个航海钟给1760年的封建帝王看，封建帝王肯定会认为是奇技淫巧；而你抓一把化肥给皇帝看，皇帝就会认为科技是有益的。
因为，传统封建王朝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土地、亩产、粮食、和人口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要注意，这里的主体是封建王朝，而不是中国、中华民族或者别的什么主体。意思就是，在不考虑皇帝自己造反的前提下，站在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亩产、粮食、人口的问题。
既然以封建王朝为主体，那么就必须考虑到：首先，皇帝对数万里之外的殖民地，不感兴趣，因为皇帝知道，帝国的统治疆域已达极限，更远的地方和皇朝无关，反倒是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太远的地方肯定会分离出去；其次，封建王朝不会主动完成土地制度的变革，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此土地制度的受益者、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地，利用保守甚至反动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为新时代的诞生做铺垫。也即让旧时代的母体，吃饱喝足，增加体力，免得难产，并且把新时代这个必然要吞噬母体的婴孩，在腹中养大到不能夭折的强壮程度。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依靠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靠着鼓吹地主贵族阶级的重要性，实际上却是在实行最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
刘玉也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借助皇权的力量，在一种“这在加强皇权”的外衣下，完成了诸多改革。既包括激进到荡平了盐业小生产者、迈到了萌芽托拉斯的盐政改革；也包括了废弃大运河、以及琢磨着修筑从京城到汉口铁路的改革。
同样的，在这场关于“工商业发展”的讨论上，刘玉也始终抓着这一点——即，皇帝不是唯物史观、不是阶级史观，所以以皇帝的史观，所担忧的东西并不是旧时代的真正的绞索。而皇帝所担心的东西，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统治术来回避的，而真正的绞索，皇帝并不可能看到。
实际上，包括什么“乾小四反对蒸汽机”之类的段子，也都是操着同样的类似“太空歌剧”史观的人，在那臆想。且不说英国怎么可能允许蒸汽机出境，连法国人离那么近都需要偷、俄国人得靠骗，英国居然会主动向全世界送“生产力和文明”？
实际情况，则是刘玉在盐业问题上的发展生产力，让皇帝喜不自胜——入你玛驴毬子的，总算解决了盐商控制生产销售的问题、私盐问题，大盐业管起来比他妈的小盐户、盐商这些玩意管起来容易多了。若是能依靠官盐大生产降价，既挤死那些私自煮盐的小贩子，何至于有刘士安、袁世振等辈绞尽脑汁的改革？
皇帝会担心小私盐贩子的死活？怎么可能？
皇帝只会关心，盐税能不能收上来、能不能降低盐税缉私成本。只要能收上来钱、大把的盐税。私盐贩子、手工业者反抗，杀就是了，那不是更省钱？
以盐业为例。
从刘晏的改革开始，封建王朝的思路，就是控制生产、但鼓励商人流通。因为，食盐细碎化的特点，流通问题上，封建王朝谁也做不到能让食盐下乡，唯独靠商贩。
故而，抓住了这个事实，以史为鉴，读明白食盐改革的真正路线，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产力的发展——控制生产、放松销售、在生产端征税、鼓励大企业，方便征税。
其余的问题，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运行逻辑。
然后理解皇权的基石、朝廷的税收、盐业等行业的诸多改革到底是个什么大方向。为什么明末大儒在盐业问题上，基本都赞许刘晏的改革，而不是赞许袁世振的改革，两者的区别到底是在生产端归谁控制还是销售端归谁得利的问题。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历史上张之洞的机械织布厂为什么干黄了、为什么机织布干不过家庭手工业——破除那些扯犊子一样的愚昧、守旧之类的大套话，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去考虑一下为什么觉醒的女工都是纺纱工、为什么芦柴棒是纺纱工，而她们为什么都不是织布工；去考虑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纱的倾销，导致了旧时代家庭手工业达到了5.6亿匹的巅峰”；以及为什么民族轻工业很多都是干纺纱起步的，而干织布的厂子基本都完犊子了？
这背后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基础，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对空地在那谈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愚昧守旧”、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刘玉关于“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问题的“两条腿”，是在解决“工商业容纳过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论问题。
理论上能，才有可能继续发展工商业。
刘玉和皇帝的“内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场、让资本吃外、而对内进行资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讨论，是在解决“工商业发展会加速土地兼并”的这个皇帝最担忧的问题。
这个担忧，还是那句话：皇帝是以现在的社会意识，去幻想将来的世界，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控制工商业积累的资金投入土地，即可解决“重农轻商”逻辑下对工商业发展的恐惧；而刘玉则是以将来的社会意识，在塑造将来的社会意识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且确信物质基础的变更会让封建王朝彻底毁灭，而不是李家换朱家、杨家换李家的问题。
理论上，工商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
实践上，以封建专制、皇权社会的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动管控、传统抑兼并手段、通过户籍等禁止先发地区去内地买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论上可以达成“工商业发展容纳足够的‘过剩’人口，但又没有工商业发展导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处、不要坏处”的空想。
当然，只是理论上。
这种理论上的概括，也就是皇帝想要筑造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国家强力上的新的“万里长城”。“长城”之内，延续旧制度，保存小农经济，等待着工业发展出化肥、或者商业让智利孟加拉硝石白菜价；“长城”之外，去参与世界贸易，继续发展，没有市场就去抢、去打、去夺。
皇权通过内地兵员、良家子等反动小地主贵族作为军事基本盘；以海军作为随时筹码、以先发地区的对外贸易必须依靠海运而海军可以切断海运、陆军可以在大城市驻扎等，来控制先发地区。
同时，又通过先发地区对外的掠夺、贸易、倾销、垄断等，获得金银、物资。这样，又加强了皇权所能掌控的经济力，皇权通过掌控这股强大经济力的分配，来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同时拥有通过这些经济力，随时可以在内地拉出来兵员的军事能力，维系对先发地区的控制。
否则的话……真搞国内的统一的大市场，去除内部关税的话。松苏地区凭借长江航道、凭借即将诞生的火轮船运输能力，无关税的货物直达内地，用印度棉纱干死江汉平原的棉纱；用松苏布干死湖北的棉纺织业；用南洋东北的廉价海运粮食降低用工成本来获得对内地工业的全面优势，这叫啥？
当然，这叫啥，可以定义。
但这叫啥不重要。
重要的是，四川不适合种棉花，而川盐入湘楚之后，湖北地区数以十万计的手工业棉纺织家庭依靠着“川楚”贸易活着。
川盐入楚，白银往成都流。
苏布入楚，白银往松苏流。
这些地方的脆弱经济，怎么活？
皇帝并没有谈别的省份，而是谈了谈之前太子去历练的湖北，说到了一个有些特殊的话题。
这个话题，用后世影视剧的话，叫“改稻为桑”。
只不过，基于此时的现实，这个问题，是反过来的。
也即，不是农民“傻”，不懂经济，不想“改稻为桑”。
相反，是太懂了。
湖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湖北大量的百姓，主动“改粮为棉”。
结果太子在湖北折腾出来个了让一些暗戳戳想看太子笑话的人，看了个“大乐子”——【月余来阴雨兼旬，天水为灾，更兼民多改粮为棉，乃至楚地米价腾跃，致使小民够食为艰……遂命民船不得将米、杂粮等擅自出境，以重民食而维大局】。
要不是四川节度使那边竭尽全力帮了忙，太子这个“米禁”的乐子，可就闹大了。
简单来说，湖北粮食出问题了——本来湖北的人口暴增之下，又因为川盐入楚的贸易，导致湖北纺织业向四川回程销售，民众又不傻，种棉花有利可图为啥种粮食，自然大量改粮为棉。
当然，除了棉花，还有芝麻、茶叶等，太子的经济政策，过于激进了，玩砸了——他只看到了刘玉在松苏地区的改革过于激进，但他纯粹是邯郸学步、刻舟求剑。刘玉在松苏改革的举措里，是先下南洋、开东北、借朝鲜还米制、骚日本之实物谷米税、发展海运确保米价降低的；而太子就没想想，从他妈的南洋、东北运米运高粱走大海去松苏是一个运费，可从松苏再逆流而上运到湖北，那又是另一个价了。
他的激进改革，短期看成果显着，收入增加。结果玩的过于激进，结果又来了波天灾。
没办法，只能以行政手段，强制米船不得出省境。甚至湘地所来的运粮船，亦不得出湖北。
基本上，以史书来看，封建统治者没听说有主动“改稻为桑”的。而更多的，是老百姓主动“改粮为烟”、“改粮为桑”、“改粮为棉”，导致统治者头疼不已，不断出政策，禁止改粮为经济作物。
因为，运输能力的限制，人均粮食这个概念，并不可能在这个风帆时代从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具有现实意义。
而人不吃饭，会死、会起义。
关键是，这次玩砸了，把太子吓得够呛。一下子从激进的经济政策，给干萎靡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