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一四章 消亡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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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历史上，颜元去世后，李塨、程廷祚等，几乎全程都在帮着颜元擦屁股，补漏洞。
因为其实不管李塨，还是程廷祚，都明白，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
李塨在忙着修补“实践出真知”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
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不再像颜元那么“嘴臭”，狂喷各家，而是在抽象是肯定“圣人之学”，具体上则说“圣人之学如日月，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
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呢？
因为颜元死前，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
【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
而最终，到程廷祚的时候，李塨的大弟子，天文学家刘湘奎，因为私藏禁书，在程廷祚家中被捕，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但是，一旦选择妥协，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
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太刻苦、类墨者，传者卒稀。非久，遂终绝”。
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写的卢信侯藏禁书、庄绍光慨叹“我道不行”，辞爵归乡的故事。
只不过，此时此刻，九宫山之后的变化，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因为，原本历史上，大儒张伯行就说，颜元这一套，就是标准的事功学，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而且他断言，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首推陈同甫，其后必王安石，皆祸乱天下之道”。
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道统，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
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
虽然，也确实，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以考据学为证据，说《周礼》不是真经，是伪书，依旧给了要办正事、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
但最终，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自己也投身考据学，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
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读什么。
实际上，里面在读的，是他们学派的“洗脑”书。
是他们学派自己的《三字经》。
正本的三字经，当然要学，毕竟编写的确实好，开蒙最佳。
但他们自己学派的，或者说贯彻他们学派教育理念的《实学三字经》，也一样在教。
或许，他们觉得，有些东西，得从娃娃教起。
古先圣，学教人。有成法，当永尊。
年八岁，入小学。习小艺，履小节。
当出入，与即席。必后长，让莫逆。
至九年，教算术。十年时，宿外室。
学书计，习幼仪。肆简谅，是其宜。
及洒扫，与应对。仪大略，谨进退。
十三年，学乐作。颂诗歌，舞则勺。
及十五，入大学。习大仪，履大节。
学之旨，在明德。要亲民，善为则。
勤时术，舞象嗣。学五射，及五御。
二十冠，始裘帛。学五礼，孝悌饬。
舞大夏，学乃博。畜其德，不外伦。
三十壮，男事当。学益博，无定方。
孙朋友，视所志。大小成，在此时。
年四十，始出仕。发虑谋，道进止。
五六十，居官制。年七十，乃致仕。
此学宗，自唐虞。三事和，六府修。
六府者，曰水火。金与木，土与谷。
……
……
正此德，利此用。厚此生，三事重。
周祖之，曰三物。教万民，使勿拂。
一六德，智仁圣。义中和，自涵咏。
一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用各适。
孔门继，诸贤从。或礼乐，或农兵。
子雅言，诗书礼。性天道，不可耳。
文与行，忠与信。是四端，每谆谆。
凡此者，确有凭。
载经书，教人兴。
何至今，但章句？
于实学，乃不务。
谨揭此，以为式。
有志者，自努力！
其实很简单，这套东西的内核，就是把“魔改后的六艺”，作为重建儒学的基础。
以艺为本。
虽然他们学派的逻辑、和哲学困境，始终没解决。
也虽然，学六艺怎么就能通大道的问题，也确实没解决。
但最终，他们选择了“以待后来人”，相信后人的智慧，能把这些东西解决，既要学实学、重实践，又不要被开除儒籍。
办学宗旨，依旧是六德、六行之实事，皆在六艺之中。
通过从小的教育，从小教孩子们改动后的三字经，在上层构建暂时不能解决的前提下，强行给孩子们灌输“要学技艺、学实学，这才是正途”的理念。
可实际上，在此时的大顺，毁灭他们的，也恰恰是他们重视实学的理念。
因为刘钰这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张伯行的推断：那些不学经典、不正己心的人，六艺技能学的再多，也不可能就从技艺中通悟圣人之道。
就算把六艺狭义化，刘钰打过仗，种过棉花，搞过数学，六艺里至少占了三吧？那他咋没通圣人之道呢？你们学派总不能说，他是个儒生吧？
原本张伯行的推断，也只是嘴上过瘾。毕竟总不能说颜元、李塨这群人，不是儒生吧？虽然他们有点异端，但不管是治经，还是典籍，配个大儒的称号总是配得上的。
类似于王安石，虽然在大儒看来，路走错了，但总不能把他开除儒籍吧？
之前颜李学派可以说，你看，我们学派这些人，走的就是六艺、实践从圣的路，我们这些实学派的，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现在颜李学派就比较难受了。
新学一系，一群学农学、学算数、学打枪、学放炮、学航海、学天文的。然而问题是，这群学实学的，并没有从六艺成道啊。
这是明摆着的事。
按颜元的说法，说六艺通晓其一的，算儒生；读经的，根本不配叫儒生，只是文人。
那好了。
那些学算数放炮的，六艺之一很精湛，背个论语都磕磕巴巴的只能背选段。他们是儒生？
而那些可以背诵论语、孟子的，反倒不是儒生，而是文人？
这说得通吗？
啥是儒生，是你定义的？你是孔子啊，还是孟子啊，还是朱子啊？你算啥呀？
合着我们这些自小诵读经典的，连儒生都不是了？
反倒是那些经典背不了几句，开口就是几何算数的，反倒成了儒生了？
这就是“正统”之争。
或者说是话语权之争。
如果颜李学派是正统，自然他们可以定义，什么才算是儒生，什么不是儒生只是文人。
但问题是他们并不是正统。
大顺官方树立起来的正统学问，问题也很大，就是始终完不成儒学框架内的闭环，不成体系。
大顺其实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正统学问。
而且朱熹当初的断言，是真的没错。搞事功学，搞来搞去，最后肯定搞得自己都弄不明白。
叶适最后选了“形而下”，要克己复礼，制度在前，即便搞成这样了，可依旧还是无法闭合。
更别提现在一大堆的问题。
考据学兴起，引发了考据风潮，一堆伪书，弄得很多学问今天才立起来，明天就被人批说这是伪书引申出的东西，异端。
本身大顺的“影射”显学的管仲问题，本就已经引起风波了。
现在颜李学派不谈管仲仁不仁，而是直接把刘钰认做是“虽远不及通儒大圣，然乙等儒生、或曰中士可也”。
又赶在刘钰等人即将离开江苏、皇帝即将最后一次南巡改革后的江苏、顺带把刘钰等人全都带回京城的背景下，这就难免要搞出事端。
他们学派现在的困境，着实太大。
想的太多。
要解决的东西太多。
但在窠臼之内，其实无解。
甚至他们自己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被刘钰这群搞新学实学的，弄得彻底不能自圆其说了——六艺精湛的一群人，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纯社会的边缘人。不是在工厂，就是在殖民地，要么在军队，要么在农田，着实看不出他们有从六艺实践而得圣人之学的迹象。
总之，虽然和原本历史有所不同，但似乎，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原本历史上，颜元去世后，李塨、程廷祚等，几乎全程都在帮着颜元擦屁股，补漏洞。
因为其实不管李塨，还是程廷祚，都明白，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
李塨在忙着修补“实践出真知”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
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不再像颜元那么“嘴臭”，狂喷各家，而是在抽象是肯定“圣人之学”，具体上则说“圣人之学如日月，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
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呢？
因为颜元死前，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
【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
而最终，到程廷祚的时候，李塨的大弟子，天文学家刘湘奎，因为私藏禁书，在程廷祚家中被捕，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但是，一旦选择妥协，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
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太刻苦、类墨者，传者卒稀。非久，遂终绝”。
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写的卢信侯藏禁书、庄绍光慨叹“我道不行”，辞爵归乡的故事。
只不过，此时此刻，九宫山之后的变化，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因为，原本历史上，大儒张伯行就说，颜元这一套，就是标准的事功学，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而且他断言，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首推陈同甫，其后必王安石，皆祸乱天下之道”。
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道统，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
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
虽然，也确实，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以考据学为证据，说《周礼》不是真经，是伪书，依旧给了要办正事、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
但最终，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自己也投身考据学，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
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读什么。
实际上，里面在读的，是他们学派的“洗脑”书。
是他们学派自己的《三字经》。
正本的三字经，当然要学，毕竟编写的确实好，开蒙最佳。
但他们自己学派的，或者说贯彻他们学派教育理念的《实学三字经》，也一样在教。
或许，他们觉得，有些东西，得从娃娃教起。
古先圣，学教人。有成法，当永尊。
年八岁，入小学。习小艺，履小节。
当出入，与即席。必后长，让莫逆。
至九年，教算术。十年时，宿外室。
学书计，习幼仪。肆简谅，是其宜。
及洒扫，与应对。仪大略，谨进退。
十三年，学乐作。颂诗歌，舞则勺。
及十五，入大学。习大仪，履大节。
学之旨，在明德。要亲民，善为则。
勤时术，舞象嗣。学五射，及五御。
二十冠，始裘帛。学五礼，孝悌饬。
舞大夏，学乃博。畜其德，不外伦。
三十壮，男事当。学益博，无定方。
孙朋友，视所志。大小成，在此时。
年四十，始出仕。发虑谋，道进止。
五六十，居官制。年七十，乃致仕。
此学宗，自唐虞。三事和，六府修。
六府者，曰水火。金与木，土与谷。
……
……
正此德，利此用。厚此生，三事重。
周祖之，曰三物。教万民，使勿拂。
一六德，智仁圣。义中和，自涵咏。
一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用各适。
孔门继，诸贤从。或礼乐，或农兵。
子雅言，诗书礼。性天道，不可耳。
文与行，忠与信。是四端，每谆谆。
凡此者，确有凭。
载经书，教人兴。
何至今，但章句？
于实学，乃不务。
谨揭此，以为式。
有志者，自努力！
其实很简单，这套东西的内核，就是把“魔改后的六艺”，作为重建儒学的基础。
以艺为本。
虽然他们学派的逻辑、和哲学困境，始终没解决。
也虽然，学六艺怎么就能通大道的问题，也确实没解决。
但最终，他们选择了“以待后来人”，相信后人的智慧，能把这些东西解决，既要学实学、重实践，又不要被开除儒籍。
办学宗旨，依旧是六德、六行之实事，皆在六艺之中。
通过从小的教育，从小教孩子们改动后的三字经，在上层构建暂时不能解决的前提下，强行给孩子们灌输“要学技艺、学实学，这才是正途”的理念。
可实际上，在此时的大顺，毁灭他们的，也恰恰是他们重视实学的理念。
因为刘钰这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了张伯行的推断：那些不学经典、不正己心的人，六艺技能学的再多，也不可能就从技艺中通悟圣人之道。
就算把六艺狭义化，刘钰打过仗，种过棉花，搞过数学，六艺里至少占了三吧？那他咋没通圣人之道呢？你们学派总不能说，他是个儒生吧？
原本张伯行的推断，也只是嘴上过瘾。毕竟总不能说颜元、李塨这群人，不是儒生吧？虽然他们有点异端，但不管是治经，还是典籍，配个大儒的称号总是配得上的。
类似于王安石，虽然在大儒看来，路走错了，但总不能把他开除儒籍吧？
之前颜李学派可以说，你看，我们学派这些人，走的就是六艺、实践从圣的路，我们这些实学派的，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现在颜李学派就比较难受了。
新学一系，一群学农学、学算数、学打枪、学放炮、学航海、学天文的。然而问题是，这群学实学的，并没有从六艺成道啊。
这是明摆着的事。
按颜元的说法，说六艺通晓其一的，算儒生；读经的，根本不配叫儒生，只是文人。
那好了。
那些学算数放炮的，六艺之一很精湛，背个论语都磕磕巴巴的只能背选段。他们是儒生？
而那些可以背诵论语、孟子的，反倒不是儒生，而是文人？
这说得通吗？
啥是儒生，是你定义的？你是孔子啊，还是孟子啊，还是朱子啊？你算啥呀？
合着我们这些自小诵读经典的，连儒生都不是了？
反倒是那些经典背不了几句，开口就是几何算数的，反倒成了儒生了？
这就是“正统”之争。
或者说是话语权之争。
如果颜李学派是正统，自然他们可以定义，什么才算是儒生，什么不是儒生只是文人。
但问题是他们并不是正统。
大顺官方树立起来的正统学问，问题也很大，就是始终完不成儒学框架内的闭环，不成体系。
大顺其实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正统学问。
而且朱熹当初的断言，是真的没错。搞事功学，搞来搞去，最后肯定搞得自己都弄不明白。
叶适最后选了“形而下”，要克己复礼，制度在前，即便搞成这样了，可依旧还是无法闭合。
更别提现在一大堆的问题。
考据学兴起，引发了考据风潮，一堆伪书，弄得很多学问今天才立起来，明天就被人批说这是伪书引申出的东西，异端。
本身大顺的“影射”显学的管仲问题，本就已经引起风波了。
现在颜李学派不谈管仲仁不仁，而是直接把刘钰认做是“虽远不及通儒大圣，然乙等儒生、或曰中士可也”。
又赶在刘钰等人即将离开江苏、皇帝即将最后一次南巡改革后的江苏、顺带把刘钰等人全都带回京城的背景下，这就难免要搞出事端。
他们学派现在的困境，着实太大。
想的太多。
要解决的东西太多。
但在窠臼之内，其实无解。
甚至他们自己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被刘钰这群搞新学实学的，弄得彻底不能自圆其说了——六艺精湛的一群人，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纯社会的边缘人。不是在工厂，就是在殖民地，要么在军队，要么在农田，着实看不出他们有从六艺实践而得圣人之学的迹象。
总之，虽然和原本历史有所不同，但似乎，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