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一零章 上国心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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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大顺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分工，江苏改革，对外贸易，西方冲击，儒学理论无法指导此时现实等等一系列问题。
以及刘钰是在泰州学派的大本营淮南搞的盐改这个特殊情况。
使得这两个学派的继承者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进行了一次尝试。
这种尝试，两个学派的化学反应呈现出一种非常微妙且有趣的状态。
在教育、儒学正统、政务和意识形态上的小社会尝试上的一点“小”分歧。
颜李学派是反对科举的。
认为科举制度是无法选拔出人才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他们学派的制度构想，总结为两句话。
学校教育。
官吏一体。
乡人之子，若到八岁，则选拔进入乡学。如果聪明的，可以五岁入学；如果有病，可以推迟，但最晚不能超过十岁。
乡学进行启蒙教育，学会礼仪、认字、算数等基础知识。
乡学是走读制，住在家里。
五年后，也就是十三岁，选拔乡学中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县学。
在县学，再学五年。
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当然，伴随时代发展，天文、地理、水利、物理、农学，这些东西，都是主张学的。
经书，总共分为八门，经书任选一科学。
县学必须是寄宿制，哪怕就住在学校旁边，也必须住校。
在县学，学到十八。在进行一次考试和选拔。
选拔其中的优秀者，进入郡学。允许县学生复读，但只允许复读一年，一年之内还没考上，就算没戏了。
县学进入郡学后，郡学算是省学的预科，只学三个月。
主要是考察之前是否作弊、各项是否合格、道德是否达标。
郡学入省学，考核之后，选拔送入中央的太学，他们学派起的名是成均馆。
成均者，取《周礼》之【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也。
总共分十二个专业，或者叫十二科。
成均馆学成之后，分配到各个县。
在各个县的县衙，实习三年。根据各自的专业，担任县衙的“吏”。
三年实习期满，根据实习期的表现，选拔成为正式的官员。
不经过三年基层实习的，是不能做官的。
而那些乡学、县学，复读期过了仍旧不能进学的，则可以学习一些别的专业技能，学医、学制造、学技艺、学制器等等。
应该说，想法是不错的。
这也是当初大顺科举改革出了问题之后，颜李学派建议全面复学校教育而取消科举的建议不被朝廷认可的原因。
想法是好的。
但是，朝廷没钱。
这么搞，这得多少钱？
在全国铺开乡学八岁入学制、十三岁县学选拔制、十二科分专业制，当朝廷手里有金山吗？
财政税收制度在这摆着，基层控制力就这么个现实，土地掌握在乡绅手里，税收压根收不上来多少钱，打几仗、治治水、赈赈灾，国库就见底了，哪有钱搞这样的学校教育？
颜李学派倒不是空想，当初大顺科举改革的时候，他们就说过。没钱，土改啊。
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这也是他们学派和刘钰不对付，两边互相嘲讽，但却又关系尚可有时候又互相称赞的原因。
因为刘钰搞得那一套新学，基本就是这么个类似的体制。
只不过，专业和他们的十二科专业不一样。
但是，八岁入学，小学选拔进初中、初中选拔进专业学校或者科学院的整体思路，倒是基本一致的。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刘钰搞得新学体系，也是非常重视实践的。
他们学派是反对那种“静坐参悟”式的儒生的，学派的精髓就是“动”。
颜元举过几个简单的例子，说好比一种菜，你看书描述它什么味儿，不如亲口尝尝；好比学音乐，你天天捧着理论书去看，不如亲手去谈一谈、唱一唱。
学习学习，重在习。要在习中领悟道理，而不是静坐在那参禅打坐琢磨心性。
除此之外，诸如盐税、改革后的货币制度、商人地位等等，两边倒是基本认同对面的想法。
而这些之外的东西，一部分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糟粕，这一点两边有分歧。
另一部分，这些人的想法则比刘钰还要激进。
比如对商人征收资本所得税。
比如极端的反宗教，但认为宗教问题的根源，是“不制民恒产，导致民无所归；而民无所归，以致佛教泛滥”，但制民恒产暂时又解决不了，所以——“僧尼六十岁以上者，允许存在。六十岁以下而不还俗者，皆杀。”
比如对西北的教民问题，也是类似的态度——愿尊国法、奉圣教、移其俗者，授予民籍。不愿者，驱逐出境。既不离吾土，又不尊吾法者，杀。
娼，妓女等，立刻取缔，让他们学习女红，自食其力，务必让他们痛改前非。
这属于正常的激进，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学派原本对于另外几种人的态度。
一种是西洋传教士，认为能够教授历法、算术、制造天文仪器的，可以留下。传教者，杀。
这是比较实用的想法。可见其学派激进之外，倒也没有那么无脑。
而这个问题，也伴随着刘钰的出现，西学、实学分野被解决了，是以他们对刘钰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
另一种嘛……就体现了一种很进步的想法。
比如乞丐。
颜李学派很进步的认为，对于乞丐，无需专门立法。而是只要国家正常发展，民有所有、各有所业，那么乞丐自然会消失；而如果专门立法对付乞丐，则是本末倒置，根本无法解决。
单看这一点，再配上他们对宗教扩张是因为民生不好的判断，也足够刘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嘲讽但又不至于太僵了。
当然，这只是他们好的一面，糟粕的东西肯定也有不少。但能想到这几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如今现实里，他们肯定是要自己的这一套想法，运用在他们的村社尝试中的。
宗教问题、异端问题、妓女问题，村社里当然不存在。
商人的资本营业所得税问题，他们也没机会实践。
但是，乡学体制，倒是可以实践。
而颜李学派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士”，也就是合格的预备役官僚的教育理念，和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思想，便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颜李学派这边的人，在村社里，都算是……技术“官僚”。
而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则从儒学平民化入手，控制了意识形态。
治理村社、教授农学、组织水利工程的那批人，是颜李学派的。
在乡间宣传、传授魔改的平民宗教神秘主义儒学、自下而上抓住了村社意识形态的，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
很多事，比如之前的大基建，运河修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说话，不怎么好使。
还是得靠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出面，把百姓组织起来。
颜李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学，就是在管事，要不就跟孟松麓似的，往来江南江北跑贷款，学实学。
泰州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间唱诗，就是在讲故事，于田埂乡间传授成圣之道，而且还是不识字的平民能听懂的那种。
颜李学派的人，在教育上，把精力花在了八岁以后入学的幼童身上，开蒙知识是学了，可回家之后和家里那群人接触的，又全是泰州学派的那些在颜李学派是异端的理论。
用程廷祚的话讲，等着这群孩子长大，你说他们到底是颜李学派的，还是泰州学派的？
八岁孩子，只能开蒙，不可能系统学习儒学；可等着十三岁进入“县学”正式学习儒学经典的时候，脑子早就被那些平民化改造后的心学想法润满了脑子。
若在别的朝代，亦或者别的时候，其实这点事也不算事。
他们学派本来就有一种意见，比如王源，就觉得，门户之争，其实可以这样：
“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但关键是不必程朱、不必陆王，甚至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吾等专注于经济文章即可。”
这意思也很简单。
虽然我们批判程朱，也批判陆王，但根本是希望天下不要“必程朱、必陆王”。
只要能够领会儒的真谛，做一个君子，做一个道德高尚、言行无亏的人，那么这个人就算是真儒。
现在天下的问题这么多，咱们还是把精力放在实学上，放在那些最实际、最基本、对天下有用的学问上就行了。
这虽然不是学派的主流思想，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毕竟颜李学派的特长，还真就不是上层建筑的构建，比如气、无极、道这些东西。
这和钱大昕评价戴震差不多：你的特长根本不是整这些东西，你非要整，批驳你简直不要太简单。
但问题就在于，此时是此时，不是正常时候。
一来，专注于经济学问，学术、实学这些东西，大顺这边已经有人扛起大旗了，他们学派现在真还就扛不动这个大旗——如果是“正常”情况，他们学派肯定是抗实学大旗的那个，但现在不正常。
二来，还是大顺的“盛世”危机。
颜李学派觉得，自己还是要完成上层构建，尽可能解决这个盛世危机，让儒学可以指导现实、并且在天下通用。
既然有别人扛起了实学大旗，那么自己学派还是要多搞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使得能够与他们设想的改革，相配套，从而名正言顺。
真要是水平不够，也就罢了，可能全都转投新学实学了。
可偏偏，他们的儒学理论虽然比不上那些入儒庙陪祀的，但也真不低，也是一时人杰。
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现在不需要有，那就把这种使命感，投射到了盛世下儒学的意识形态危机上。
既要琢磨出一种制度，包括官制、教育、学校、议政、土地制度、工商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政治构建。
还必须要借着追述先圣、质疑宋儒、考据经书的机会，把新的、能够指导现实、能够自洽他们改革构想、能够解决天下文化圈范围内的上层理论。
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和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关系就颇为微妙了。
这种微妙，似乎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士阶层，学习专业的、正统的、体系化的儒学；百姓，搞这种神秘主义宗教化的平民儒学，弄成类似于魔改后的本土佛教观音之类的玩意儿。
但实际上，却又不行，因为颜李学派的构想，是通过全面的从八岁乡学到最终成均馆的全套学校教育，由官方指定正统学问，这才是真正可以维系天下的方式。
可现实又是他们的全面学校教育、维系大一统和统一的国族天下意识的设想，又做不到，因为没钱。
当然大顺朝廷对于他们学派的教育理念，还是认可的。
因为大顺基本盘的良家子体系，就是这一套学校制度的变种。虽然名义上叫三舍法，实际上倒和他们学派的这一套东西更像。都是自小学习，选拔进学。
但也正因如此，所以大顺朝廷也很清楚，这一套东西全面铺开，得花多少钱。
而且朝廷树立的官方学问，始终缺点东西，融不成完整体系。
所以这又退回到了第一步，他们觉得还是要先把体系构建起来，正本清源。
伴随着大顺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分工，江苏改革，对外贸易，西方冲击，儒学理论无法指导此时现实等等一系列问题。
以及刘钰是在泰州学派的大本营淮南搞的盐改这个特殊情况。
使得这两个学派的继承者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进行了一次尝试。
这种尝试，两个学派的化学反应呈现出一种非常微妙且有趣的状态。
在教育、儒学正统、政务和意识形态上的小社会尝试上的一点“小”分歧。
颜李学派是反对科举的。
认为科举制度是无法选拔出人才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他们学派的制度构想，总结为两句话。
学校教育。
官吏一体。
乡人之子，若到八岁，则选拔进入乡学。如果聪明的，可以五岁入学；如果有病，可以推迟，但最晚不能超过十岁。
乡学进行启蒙教育，学会礼仪、认字、算数等基础知识。
乡学是走读制，住在家里。
五年后，也就是十三岁，选拔乡学中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县学。
在县学，再学五年。
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当然，伴随时代发展，天文、地理、水利、物理、农学，这些东西，都是主张学的。
经书，总共分为八门，经书任选一科学。
县学必须是寄宿制，哪怕就住在学校旁边，也必须住校。
在县学，学到十八。在进行一次考试和选拔。
选拔其中的优秀者，进入郡学。允许县学生复读，但只允许复读一年，一年之内还没考上，就算没戏了。
县学进入郡学后，郡学算是省学的预科，只学三个月。
主要是考察之前是否作弊、各项是否合格、道德是否达标。
郡学入省学，考核之后，选拔送入中央的太学，他们学派起的名是成均馆。
成均者，取《周礼》之【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也。
总共分十二个专业，或者叫十二科。
成均馆学成之后，分配到各个县。
在各个县的县衙，实习三年。根据各自的专业，担任县衙的“吏”。
三年实习期满，根据实习期的表现，选拔成为正式的官员。
不经过三年基层实习的，是不能做官的。
而那些乡学、县学，复读期过了仍旧不能进学的，则可以学习一些别的专业技能，学医、学制造、学技艺、学制器等等。
应该说，想法是不错的。
这也是当初大顺科举改革出了问题之后，颜李学派建议全面复学校教育而取消科举的建议不被朝廷认可的原因。
想法是好的。
但是，朝廷没钱。
这么搞，这得多少钱？
在全国铺开乡学八岁入学制、十三岁县学选拔制、十二科分专业制，当朝廷手里有金山吗？
财政税收制度在这摆着，基层控制力就这么个现实，土地掌握在乡绅手里，税收压根收不上来多少钱，打几仗、治治水、赈赈灾，国库就见底了，哪有钱搞这样的学校教育？
颜李学派倒不是空想，当初大顺科举改革的时候，他们就说过。没钱，土改啊。
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这也是他们学派和刘钰不对付，两边互相嘲讽，但却又关系尚可有时候又互相称赞的原因。
因为刘钰搞得那一套新学，基本就是这么个类似的体制。
只不过，专业和他们的十二科专业不一样。
但是，八岁入学，小学选拔进初中、初中选拔进专业学校或者科学院的整体思路，倒是基本一致的。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刘钰搞得新学体系，也是非常重视实践的。
他们学派是反对那种“静坐参悟”式的儒生的，学派的精髓就是“动”。
颜元举过几个简单的例子，说好比一种菜，你看书描述它什么味儿，不如亲口尝尝；好比学音乐，你天天捧着理论书去看，不如亲手去谈一谈、唱一唱。
学习学习，重在习。要在习中领悟道理，而不是静坐在那参禅打坐琢磨心性。
除此之外，诸如盐税、改革后的货币制度、商人地位等等，两边倒是基本认同对面的想法。
而这些之外的东西，一部分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糟粕，这一点两边有分歧。
另一部分，这些人的想法则比刘钰还要激进。
比如对商人征收资本所得税。
比如极端的反宗教，但认为宗教问题的根源，是“不制民恒产，导致民无所归；而民无所归，以致佛教泛滥”，但制民恒产暂时又解决不了，所以——“僧尼六十岁以上者，允许存在。六十岁以下而不还俗者，皆杀。”
比如对西北的教民问题，也是类似的态度——愿尊国法、奉圣教、移其俗者，授予民籍。不愿者，驱逐出境。既不离吾土，又不尊吾法者，杀。
娼，妓女等，立刻取缔，让他们学习女红，自食其力，务必让他们痛改前非。
这属于正常的激进，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学派原本对于另外几种人的态度。
一种是西洋传教士，认为能够教授历法、算术、制造天文仪器的，可以留下。传教者，杀。
这是比较实用的想法。可见其学派激进之外，倒也没有那么无脑。
而这个问题，也伴随着刘钰的出现，西学、实学分野被解决了，是以他们对刘钰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
另一种嘛……就体现了一种很进步的想法。
比如乞丐。
颜李学派很进步的认为，对于乞丐，无需专门立法。而是只要国家正常发展，民有所有、各有所业，那么乞丐自然会消失；而如果专门立法对付乞丐，则是本末倒置，根本无法解决。
单看这一点，再配上他们对宗教扩张是因为民生不好的判断，也足够刘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嘲讽但又不至于太僵了。
当然，这只是他们好的一面，糟粕的东西肯定也有不少。但能想到这几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如今现实里，他们肯定是要自己的这一套想法，运用在他们的村社尝试中的。
宗教问题、异端问题、妓女问题，村社里当然不存在。
商人的资本营业所得税问题，他们也没机会实践。
但是，乡学体制，倒是可以实践。
而颜李学派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士”，也就是合格的预备役官僚的教育理念，和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思想，便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颜李学派这边的人，在村社里，都算是……技术“官僚”。
而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则从儒学平民化入手，控制了意识形态。
治理村社、教授农学、组织水利工程的那批人，是颜李学派的。
在乡间宣传、传授魔改的平民宗教神秘主义儒学、自下而上抓住了村社意识形态的，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
很多事，比如之前的大基建，运河修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说话，不怎么好使。
还是得靠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出面，把百姓组织起来。
颜李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学，就是在管事，要不就跟孟松麓似的，往来江南江北跑贷款，学实学。
泰州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间唱诗，就是在讲故事，于田埂乡间传授成圣之道，而且还是不识字的平民能听懂的那种。
颜李学派的人，在教育上，把精力花在了八岁以后入学的幼童身上，开蒙知识是学了，可回家之后和家里那群人接触的，又全是泰州学派的那些在颜李学派是异端的理论。
用程廷祚的话讲，等着这群孩子长大，你说他们到底是颜李学派的，还是泰州学派的？
八岁孩子，只能开蒙，不可能系统学习儒学；可等着十三岁进入“县学”正式学习儒学经典的时候，脑子早就被那些平民化改造后的心学想法润满了脑子。
若在别的朝代，亦或者别的时候，其实这点事也不算事。
他们学派本来就有一种意见，比如王源，就觉得，门户之争，其实可以这样：
“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但关键是不必程朱、不必陆王，甚至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吾等专注于经济文章即可。”
这意思也很简单。
虽然我们批判程朱，也批判陆王，但根本是希望天下不要“必程朱、必陆王”。
只要能够领会儒的真谛，做一个君子，做一个道德高尚、言行无亏的人，那么这个人就算是真儒。
现在天下的问题这么多，咱们还是把精力放在实学上，放在那些最实际、最基本、对天下有用的学问上就行了。
这虽然不是学派的主流思想，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毕竟颜李学派的特长，还真就不是上层建筑的构建，比如气、无极、道这些东西。
这和钱大昕评价戴震差不多：你的特长根本不是整这些东西，你非要整，批驳你简直不要太简单。
但问题就在于，此时是此时，不是正常时候。
一来，专注于经济学问，学术、实学这些东西，大顺这边已经有人扛起大旗了，他们学派现在真还就扛不动这个大旗——如果是“正常”情况，他们学派肯定是抗实学大旗的那个，但现在不正常。
二来，还是大顺的“盛世”危机。
颜李学派觉得，自己还是要完成上层构建，尽可能解决这个盛世危机，让儒学可以指导现实、并且在天下通用。
既然有别人扛起了实学大旗，那么自己学派还是要多搞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使得能够与他们设想的改革，相配套，从而名正言顺。
真要是水平不够，也就罢了，可能全都转投新学实学了。
可偏偏，他们的儒学理论虽然比不上那些入儒庙陪祀的，但也真不低，也是一时人杰。
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现在不需要有，那就把这种使命感，投射到了盛世下儒学的意识形态危机上。
既要琢磨出一种制度，包括官制、教育、学校、议政、土地制度、工商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政治构建。
还必须要借着追述先圣、质疑宋儒、考据经书的机会，把新的、能够指导现实、能够自洽他们改革构想、能够解决天下文化圈范围内的上层理论。
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和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关系就颇为微妙了。
这种微妙，似乎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士阶层，学习专业的、正统的、体系化的儒学；百姓，搞这种神秘主义宗教化的平民儒学，弄成类似于魔改后的本土佛教观音之类的玩意儿。
但实际上，却又不行，因为颜李学派的构想，是通过全面的从八岁乡学到最终成均馆的全套学校教育，由官方指定正统学问，这才是真正可以维系天下的方式。
可现实又是他们的全面学校教育、维系大一统和统一的国族天下意识的设想，又做不到，因为没钱。
当然大顺朝廷对于他们学派的教育理念，还是认可的。
因为大顺基本盘的良家子体系，就是这一套学校制度的变种。虽然名义上叫三舍法，实际上倒和他们学派的这一套东西更像。都是自小学习，选拔进学。
但也正因如此，所以大顺朝廷也很清楚，这一套东西全面铺开，得花多少钱。
而且朝廷树立的官方学问，始终缺点东西，融不成完整体系。
所以这又退回到了第一步，他们觉得还是要先把体系构建起来，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