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八一章 新旧利益的冲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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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钰这么说，就纯粹是胡搅蛮缠了，而且也就是过过嘴瘾。
大顺朝廷哪有这个胆子，搞减租减息和三十年赎买？
但以此时儒林的政治正确，在这个基础下讲道理，刘钰肯定是讲不过他们的。好在北派大儒们搞出了这么一个三十年赎买的幻想，以魔法对抗魔法，以井田对抗兼并，至少嘴上的便宜还能占。
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只是这个题目提前了二百年，在二百年前是不是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刘钰觉得有第一条路保底的话，那就可以试着尝试下第二条路。走不通，再差还能比甲午战败之后的底子还差？
只是，这第二条路，走起来就有些不仁义了。
譬如现在的松江府，什么才算是“进步”？
小农破产、进厂做工、实在容纳不下去南洋砍甘蔗搓肉桂、或者被迫去南洋垦殖还债。
这……就是“进步”。
把小农逼破产，是有技术的。
不能太急，太急的话，大顺会全面反动，新型阶层的这点力量也根本没能力压制一场比起明末规模还大的农民起义。
要慢慢来，一点一点的来。
比如松江府的低粮价、比如松江府的货币税，从而慢慢让小农失去活路。
要么去城市当雇工；要么被人签约当契约奴……或者叫契约长工，因为大顺法律规定不得蓄奴，所以不能叫奴，得叫长工，然后去南洋劳作。
不把百姓逼到没有活路，谁肯背井离乡去死亡率极高的南洋？
但不能一次性把太多的百姓逼得没有活路，因为一次性逼的太多，还有另一条“吃他娘、喝他娘、均田之后不纳粮”的路子。
这就需要施政者有比较高明的施政手段。
但肯定，这里面没有减租减息三十年赎买的政策。
总归，刘钰和这些士绅们说的这些，也就是过过嘴瘾，根本办不成。
这一番过嘴瘾的话，可是把这些士绅们吓住了。都知道刘钰的名声不好，做起事来像个二愣子，皇帝又宠信，谁知道能不能真的干出这么“祸国殃民”的事？
大顺是不敢搞耕者有其田的，这一点谁都知道。
但是，永佃降租之事，这些年却一直都是底层所呼吁的。明末为了争取永佃权和减租减息爆发的起义，也都集中在南方。
这些年被大顺偶像无害化的铲平王祭祀，固然铲平天下贫富之别这样的激进想法被遏制了，但是更善意一点的永佃减租的呼声一直流传。
永佃减租还好，这三十年赎买政策，可就彻底要挖了全天下士绅的根了。
但从道理上讲，又没法反驳。
因为在他们看来北方那几个脑子有问题的大儒，如颜习斋、李刚主等辈，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复井田。
三十年赎买，只是复井田的一个过渡。
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一个过程。
作为儒生，谁能说井田不是终极理想？在井田这个终极理想之下，北派大儒提出的三十年赎买、耕者有其田、天地间田天地间人共享，等等说辞，在儒家这个特殊的、在刘钰看来颇有些空想的小资小农封建社的思想体系下，也不能说他们不对。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一些过度办法。
除了颜习斋、李刚主的赎买法、永佃继承法外，其学派的其余人，还提出了一些非常脑洞大开的设想。
比如增加官田数量，对官田降税、对私田重税、从而让百姓都将私田投靠官田。
这显然是受到了明末小农投效士绅这种做法的启发。
还比如，严格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农民就是农民、工匠就是工匠、商人就是商人，农民才能种地，商人的身份不能买地等等。
这是受到了复古的启发。
亦或者，将所有土地归官，搞类似于差级地租的方式。
但是他们只学过这些经书，没有啥经济学的知识，这些脑洞大开的想法适合写进人间天堂的描绘，却不适合指导实践。
总然言之一句话，他们的想法全都是扯淡。
搞到最后，必然是农业的宗法制、手工业的行会制。
用后世比较委婉的评价，这叫“主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客观的反动主义者”。
而且还是反动透顶、准备一杆子反动到封建社会早期的那种。
不过，这种反动的空想，在大顺这边却是大杀器，用来吓唬士绅最是好用，而且这既不是“异教”，也不是“异端”，而是可以怒斥宋明理学的真正的原教旨的、复古儒学。
既然看的都是两千年前的经书，那么谁复古，谁就最儒。
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士绅也是看过北派复古儒的书籍，忙道：“鲸侯却是说笑了。自秦开阡陌、破井田以来，土地私有，父死子继，这就是千年来的规矩。佃租永佃三十年赎买之说，实在是北边的那些儒生不懂，胡言乱语，皆为妄言。如此一来，与抢劫何异？这不是助长天下风气败坏吗？”
“佃租之事，你情我愿。非是逼迫，若是嫌贵，自可不租。这等你情我愿之事，实不该管。”
“若如此办，是劫富户之财，必使天下大乱。”
“我等所求之事，不过是禁止稻米进口，为小民苍生求一生路。如此，国家不会动荡、社稷不会危及，只消朝廷一纸明文，便可消弭小民之怨气。”
“治大国，若烹小鲜。岂可行激进之政？”
“农为国本，商为民末。如今却叫商贾得利、小农艰难，恐非善政。一旦动摇国本，这……”
这老乡绅嘴上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心里其实也是真的有点忧国忧民的。只从道德角度上讲，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坏人，不一定就真的没有什么恻隐之心、仁义之念。
不过，他们屁股上的封建地主纹章也确实擦不干净。
这老士绅在松江府，不算是太大的地主，也就900多亩土地。
而且还不是上海县的烂地、海边盐水地，而是松江的地。每亩地平均可以收八斗租子。
每年的稻米租子，就有700多石。
他还是挺有道德的，并没有诸如大斗进、小斗出之类的事，只是按照正常的规矩收租子。
前些年，至少在他的印象里，刘钰开始折腾海外贸易之前，他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因为大量的美洲白银涌入，大顺的粮价从明末开始，出现了一波持续上涨的趋势。
尤其是当年刘钰去日本送稻米换贸易许可证的时候，松江府也遭了那场波及东海沿岸的大灾，以至于大米最贵的时候，达到了4两6钱银子一石。
这700多石稻米的租子，就是3000两银子。
可是，随着大顺航海术的进步，天文学的进步，造船术的进步，以及大量的白银收紧进行投资，还有东北虾夷地区的开发、辽东铁矿京畿煤矿的投资、靠海产煤地兴办玻璃厂等资本转移等等等等缘故，这几年松江府的米价可是降低了许多。
歌谣里说的“东洋麦”，实际上是辽东或者虾夷的粮食。
南洋米，也不完全是南洋的米，有一部分其实是台湾的米。
松江又逐渐挤占了广州这个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长江口地区还是试行漕米海运的出发地。
这都使得松江府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粮价持续下降。加上朝廷对稻米进口免税的政策，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大米出现过一波七钱银子一石的低价。
同样的700石租子，最贵的时候，能卖3000两银子。
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只能卖500两。
3000变500，任谁都会抱怨。
这老士绅，又是个非常传统的正统乡贤。
收入除了租子，就是放点高利贷。
很正统，很老派。
所以，松江府工商业大发展，各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老士绅认为这都是邪路，并不参与。
收租和放高利贷，才是正统。搞工商业、入股投资，那是异端。
于是，时代在发展，老人却跟不上，自然而然也就感受到了粮价波动给他带来的冲击。
而且就算是给小农放高利贷，那也受到粮价的影响。粮价降低，佃农更加还不起贷款。
还不起贷款，本来稍微有点地，也都卖了。除了一身力气之外，啥也没有了。到头来就是个债务奴隶，干活的收益也都归来主家。
可粮价低，干活的收益就算全归了主家，那也没几个钱。
这边搞粮食贸易的，都是大买卖人，很多都是领着给朝廷运漕米任务的。这些商人反正也确实可恶，逐利贪心，每年粮食收获季节，都会极力压低粮价。
松江府的工商业确实在发展，但这些乡绅阶层们，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利益受损。
如果没有东洋麦、南洋米，他们当然是支持松江工商业发展的。
大量的人进入城里做事，需要的粮食也就增加。工商业发展，白银多，需要的粮食又增加，粮食当然是涨价的。
问题是，大顺航海术的发展有些快，二十年时间已经打破了“千里不贩籴”的规矩。工商业是发展了，可是运输业也发展了，粮食价格不但没涨，反而落了一些，维持在一个八钱到一两的空间内。
着实难受。体面的生活也日益受到影响。
刘钰这么说，就纯粹是胡搅蛮缠了，而且也就是过过嘴瘾。
大顺朝廷哪有这个胆子，搞减租减息和三十年赎买？
但以此时儒林的政治正确，在这个基础下讲道理，刘钰肯定是讲不过他们的。好在北派大儒们搞出了这么一个三十年赎买的幻想，以魔法对抗魔法，以井田对抗兼并，至少嘴上的便宜还能占。
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只是这个题目提前了二百年，在二百年前是不是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刘钰觉得有第一条路保底的话，那就可以试着尝试下第二条路。走不通，再差还能比甲午战败之后的底子还差？
只是，这第二条路，走起来就有些不仁义了。
譬如现在的松江府，什么才算是“进步”？
小农破产、进厂做工、实在容纳不下去南洋砍甘蔗搓肉桂、或者被迫去南洋垦殖还债。
这……就是“进步”。
把小农逼破产，是有技术的。
不能太急，太急的话，大顺会全面反动，新型阶层的这点力量也根本没能力压制一场比起明末规模还大的农民起义。
要慢慢来，一点一点的来。
比如松江府的低粮价、比如松江府的货币税，从而慢慢让小农失去活路。
要么去城市当雇工；要么被人签约当契约奴……或者叫契约长工，因为大顺法律规定不得蓄奴，所以不能叫奴，得叫长工，然后去南洋劳作。
不把百姓逼到没有活路，谁肯背井离乡去死亡率极高的南洋？
但不能一次性把太多的百姓逼得没有活路，因为一次性逼的太多，还有另一条“吃他娘、喝他娘、均田之后不纳粮”的路子。
这就需要施政者有比较高明的施政手段。
但肯定，这里面没有减租减息三十年赎买的政策。
总归，刘钰和这些士绅们说的这些，也就是过过嘴瘾，根本办不成。
这一番过嘴瘾的话，可是把这些士绅们吓住了。都知道刘钰的名声不好，做起事来像个二愣子，皇帝又宠信，谁知道能不能真的干出这么“祸国殃民”的事？
大顺是不敢搞耕者有其田的，这一点谁都知道。
但是，永佃降租之事，这些年却一直都是底层所呼吁的。明末为了争取永佃权和减租减息爆发的起义，也都集中在南方。
这些年被大顺偶像无害化的铲平王祭祀，固然铲平天下贫富之别这样的激进想法被遏制了，但是更善意一点的永佃减租的呼声一直流传。
永佃减租还好，这三十年赎买政策，可就彻底要挖了全天下士绅的根了。
但从道理上讲，又没法反驳。
因为在他们看来北方那几个脑子有问题的大儒，如颜习斋、李刚主等辈，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复井田。
三十年赎买，只是复井田的一个过渡。
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一个过程。
作为儒生，谁能说井田不是终极理想？在井田这个终极理想之下，北派大儒提出的三十年赎买、耕者有其田、天地间田天地间人共享，等等说辞，在儒家这个特殊的、在刘钰看来颇有些空想的小资小农封建社的思想体系下，也不能说他们不对。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一些过度办法。
除了颜习斋、李刚主的赎买法、永佃继承法外，其学派的其余人，还提出了一些非常脑洞大开的设想。
比如增加官田数量，对官田降税、对私田重税、从而让百姓都将私田投靠官田。
这显然是受到了明末小农投效士绅这种做法的启发。
还比如，严格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农民就是农民、工匠就是工匠、商人就是商人，农民才能种地，商人的身份不能买地等等。
这是受到了复古的启发。
亦或者，将所有土地归官，搞类似于差级地租的方式。
但是他们只学过这些经书，没有啥经济学的知识，这些脑洞大开的想法适合写进人间天堂的描绘，却不适合指导实践。
总然言之一句话，他们的想法全都是扯淡。
搞到最后，必然是农业的宗法制、手工业的行会制。
用后世比较委婉的评价，这叫“主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客观的反动主义者”。
而且还是反动透顶、准备一杆子反动到封建社会早期的那种。
不过，这种反动的空想，在大顺这边却是大杀器，用来吓唬士绅最是好用，而且这既不是“异教”，也不是“异端”，而是可以怒斥宋明理学的真正的原教旨的、复古儒学。
既然看的都是两千年前的经书，那么谁复古，谁就最儒。
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士绅也是看过北派复古儒的书籍，忙道：“鲸侯却是说笑了。自秦开阡陌、破井田以来，土地私有，父死子继，这就是千年来的规矩。佃租永佃三十年赎买之说，实在是北边的那些儒生不懂，胡言乱语，皆为妄言。如此一来，与抢劫何异？这不是助长天下风气败坏吗？”
“佃租之事，你情我愿。非是逼迫，若是嫌贵，自可不租。这等你情我愿之事，实不该管。”
“若如此办，是劫富户之财，必使天下大乱。”
“我等所求之事，不过是禁止稻米进口，为小民苍生求一生路。如此，国家不会动荡、社稷不会危及，只消朝廷一纸明文，便可消弭小民之怨气。”
“治大国，若烹小鲜。岂可行激进之政？”
“农为国本，商为民末。如今却叫商贾得利、小农艰难，恐非善政。一旦动摇国本，这……”
这老乡绅嘴上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心里其实也是真的有点忧国忧民的。只从道德角度上讲，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坏人，不一定就真的没有什么恻隐之心、仁义之念。
不过，他们屁股上的封建地主纹章也确实擦不干净。
这老士绅在松江府，不算是太大的地主，也就900多亩土地。
而且还不是上海县的烂地、海边盐水地，而是松江的地。每亩地平均可以收八斗租子。
每年的稻米租子，就有700多石。
他还是挺有道德的，并没有诸如大斗进、小斗出之类的事，只是按照正常的规矩收租子。
前些年，至少在他的印象里，刘钰开始折腾海外贸易之前，他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因为大量的美洲白银涌入，大顺的粮价从明末开始，出现了一波持续上涨的趋势。
尤其是当年刘钰去日本送稻米换贸易许可证的时候，松江府也遭了那场波及东海沿岸的大灾，以至于大米最贵的时候，达到了4两6钱银子一石。
这700多石稻米的租子，就是3000两银子。
可是，随着大顺航海术的进步，天文学的进步，造船术的进步，以及大量的白银收紧进行投资，还有东北虾夷地区的开发、辽东铁矿京畿煤矿的投资、靠海产煤地兴办玻璃厂等资本转移等等等等缘故，这几年松江府的米价可是降低了许多。
歌谣里说的“东洋麦”，实际上是辽东或者虾夷的粮食。
南洋米，也不完全是南洋的米，有一部分其实是台湾的米。
松江又逐渐挤占了广州这个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长江口地区还是试行漕米海运的出发地。
这都使得松江府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粮价持续下降。加上朝廷对稻米进口免税的政策，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大米出现过一波七钱银子一石的低价。
同样的700石租子，最贵的时候，能卖3000两银子。
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只能卖500两。
3000变500，任谁都会抱怨。
这老士绅，又是个非常传统的正统乡贤。
收入除了租子，就是放点高利贷。
很正统，很老派。
所以，松江府工商业大发展，各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老士绅认为这都是邪路，并不参与。
收租和放高利贷，才是正统。搞工商业、入股投资，那是异端。
于是，时代在发展，老人却跟不上，自然而然也就感受到了粮价波动给他带来的冲击。
而且就算是给小农放高利贷，那也受到粮价的影响。粮价降低，佃农更加还不起贷款。
还不起贷款，本来稍微有点地，也都卖了。除了一身力气之外，啥也没有了。到头来就是个债务奴隶，干活的收益也都归来主家。
可粮价低，干活的收益就算全归了主家，那也没几个钱。
这边搞粮食贸易的，都是大买卖人，很多都是领着给朝廷运漕米任务的。这些商人反正也确实可恶，逐利贪心，每年粮食收获季节，都会极力压低粮价。
松江府的工商业确实在发展，但这些乡绅阶层们，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利益受损。
如果没有东洋麦、南洋米，他们当然是支持松江工商业发展的。
大量的人进入城里做事，需要的粮食也就增加。工商业发展，白银多，需要的粮食又增加，粮食当然是涨价的。
问题是，大顺航海术的发展有些快，二十年时间已经打破了“千里不贩籴”的规矩。工商业是发展了，可是运输业也发展了，粮食价格不但没涨，反而落了一些，维持在一个八钱到一两的空间内。
着实难受。体面的生活也日益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