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六章 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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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继承了隋的盐业开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关注盐利在战时对国家和财政的重要性。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河北平叛时，借鉴魏晋战时“食盐军管”制，曾收购景城郡（今沧州）产盐，然后统一加价出售，解决了军费不足的问题。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行的“盐改”，对唐朝盐政影响最大。当时，唐肃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为“盐铁使”，主持全国盐政改革，推出“榷盐法”。《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由此，唐朝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食盐专卖体系，形成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售食盐专卖方式。第五琦的榷盐法也叫“就场专卖制度”，是中国古代盐业史上的一个创造。
在此基础上，主持东南财政的盐铁使刘晏进一步深化唐朝“盐改”，控制“批发”环节，将统购上来的食盐，以低于市场价批发给商人，鼓励商人运销，确立了民产、官收、商运、商售的食盐专卖新模式。
唐朝发挥商人在食盐流通中的作用，调动了盐商的热情，他们批发到盐后，“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为能多挣钱，常常翻山越岭，深入穷乡僻壤，服务百姓。政治家韩愈曾撰《论变盐法事宜状》，充分肯定市场和盐商的作用，反对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的恢复官营、全面禁榷的盐法十八条。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盐禁，统一收榷税。同时，朝廷建立“常平盐制度”，盐荒时如果商人囤积居奇，盐价“暴贵”，官盐则“减价鬻之”，以控制盐价。
宋代产盐分为官制与民制两类，成品盐由官府统购，严禁私卖，但官府经常不能按时付清盐本。据《宋史·食货志》：“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另一方面，“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
为此，宋朝推出了多轮“盐改”。如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朝廷推行“盐钞法”。盐钞是一种支盐贩盐的凭证票据，此法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不再以粮换盐，而以钞代粮，令商买钞，盐商自己运销，经营成本降低，盐价稳定。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又将过去的盐税法全都改为盐钞法，允许私人贩卖食盐。《宋史·食货志》称：“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
盐钞，不仅在盐改史上意义重大，在金融史上也有积极贡献，它与同样由盐商率先使用的“交子”一起，促成了纸币的诞生。
但“盐钞法”执行时弊病多多，就此，宋朝不少政治家要求“深化盐改”，其中《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提出的“盐改”方案最受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沈括向朝廷上交《盐蠹四说》论奏，其中有一点是，建议扩大商人销盐范围，减少官卖。沈括的“盐改”实施后很快见效，“盐人常价，钞有定数”。从宋真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许多产盐区一度全部放开，让盐商进入。后又创立“盐引制”，“引”即一种用来向商人出售食盐专卖权的有价贩售凭证。
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有相应的“盐改”方案，但基本上都是在宋朝“钞引制”基础上进行。其中，以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的“盐改”最为成功，改明朝即实施的“纲盐制”为“票盐制”。据《清史稿·食货志》，票盐可以跨区经营，打破专营垄断，盐价立马“暴跌”。
在国家垄断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杨柯清楚的知道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在古代，粮、盐、布、铁、畜是五大贸易主体，盐排在第二位，这个第二位不是排名不分先后的那种排名，而是交易规模、国家税收来源比重、影响范围和群体的排名。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盐税的收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官盐专卖这一套到了明朝，越玩越大，开头时只能流通一年的盐引，逐渐有流通三十年的。会流通那么久，是因为市场需要货币。明朝中期后，市场繁荣，可大宗交易，使用铜钱太重，白银倒合适，可中国是个产银很少的国家，年产银不过十万两，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前，盐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货币量的不足，帮助了交易繁荣。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盐引发得太多，本身纳税凭证的作用成了问题，几十年发的盐引要是真一起领盐发卖，要齁死人啊？领了盐，卖不掉，盐船排成了长队，还要排两条队，一条队卖今年的新盐引，一条队卖历年的陈盐引。
那怎么办呢？改革嘛，这就发明出了窝的概念：你交出一半盐引，或者三分之二吧，政府规定某个口岸让你食盐专卖------------永久！吸引人吧？你还需要辛辛苦苦运粮草去边关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辛苦贩盐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盐引吗？不需要了！你占住了窝，接下来就收收那些拿了盐引急着贩盐的孝敬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干的？你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了，坐着收钱就行了。一个中等盐商，凭着窝，年入十万两，相当于十个亲王的年俸，二十个郡王的年俸，五千个大学士的年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年产量。康乾时，天下窝引百分之六十在扬州盐商手里，整个盐商集团凭着窝引，年入逾千万两，很多盐商家族百年经营，家资几百万两，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多万两，所以那时的扬州，可谓富甲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因窝商腐败，欠课累累，遂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不久淮南、福建相继仿行。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有大小之别，淮北一带小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四百斤，合银六钱四分，也有的小票每张可运盐一百二十引；大票每张五百引，行之于湖广、江西。
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规定但有投名领票者，概准认运。其后又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之数，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于是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并且成为子孙世业，票法又成纲法，票商已与以前之窝商无异，至清亡而始终未改。
一直到杨柯穿越而来的前生，盐的国家专卖制度始终未曾改变过，在他的心目中，官盐这个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他的岁数已经超过了万里长城了。
群臣争论的群情激昂的时候，杨柯却如同神游天外一般，老僧入定似的稳如泰山，唐仲的眉毛不禁拧成了疙瘩，都说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杨柯的想法难以捉摸了，众说纷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出来做个定论、哪怕是个意见的汇总也行啊，要不然这个朝会开到明天早上也结束不了啊？他不断的用眼神去探询杨柯的意思，杨柯倒好，至始至终视若不见，当他和满朝文武是透明一般的存在。
唐朝继承了隋的盐业开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关注盐利在战时对国家和财政的重要性。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河北平叛时，借鉴魏晋战时“食盐军管”制，曾收购景城郡（今沧州）产盐，然后统一加价出售，解决了军费不足的问题。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行的“盐改”，对唐朝盐政影响最大。当时，唐肃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为“盐铁使”，主持全国盐政改革，推出“榷盐法”。《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由此，唐朝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食盐专卖体系，形成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售食盐专卖方式。第五琦的榷盐法也叫“就场专卖制度”，是中国古代盐业史上的一个创造。
在此基础上，主持东南财政的盐铁使刘晏进一步深化唐朝“盐改”，控制“批发”环节，将统购上来的食盐，以低于市场价批发给商人，鼓励商人运销，确立了民产、官收、商运、商售的食盐专卖新模式。
唐朝发挥商人在食盐流通中的作用，调动了盐商的热情，他们批发到盐后，“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为能多挣钱，常常翻山越岭，深入穷乡僻壤，服务百姓。政治家韩愈曾撰《论变盐法事宜状》，充分肯定市场和盐商的作用，反对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的恢复官营、全面禁榷的盐法十八条。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盐禁，统一收榷税。同时，朝廷建立“常平盐制度”，盐荒时如果商人囤积居奇，盐价“暴贵”，官盐则“减价鬻之”，以控制盐价。
宋代产盐分为官制与民制两类，成品盐由官府统购，严禁私卖，但官府经常不能按时付清盐本。据《宋史·食货志》：“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另一方面，“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
为此，宋朝推出了多轮“盐改”。如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朝廷推行“盐钞法”。盐钞是一种支盐贩盐的凭证票据，此法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不再以粮换盐，而以钞代粮，令商买钞，盐商自己运销，经营成本降低，盐价稳定。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又将过去的盐税法全都改为盐钞法，允许私人贩卖食盐。《宋史·食货志》称：“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
盐钞，不仅在盐改史上意义重大，在金融史上也有积极贡献，它与同样由盐商率先使用的“交子”一起，促成了纸币的诞生。
但“盐钞法”执行时弊病多多，就此，宋朝不少政治家要求“深化盐改”，其中《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提出的“盐改”方案最受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沈括向朝廷上交《盐蠹四说》论奏，其中有一点是，建议扩大商人销盐范围，减少官卖。沈括的“盐改”实施后很快见效，“盐人常价，钞有定数”。从宋真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许多产盐区一度全部放开，让盐商进入。后又创立“盐引制”，“引”即一种用来向商人出售食盐专卖权的有价贩售凭证。
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有相应的“盐改”方案，但基本上都是在宋朝“钞引制”基础上进行。其中，以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的“盐改”最为成功，改明朝即实施的“纲盐制”为“票盐制”。据《清史稿·食货志》，票盐可以跨区经营，打破专营垄断，盐价立马“暴跌”。
在国家垄断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杨柯清楚的知道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在古代，粮、盐、布、铁、畜是五大贸易主体，盐排在第二位，这个第二位不是排名不分先后的那种排名，而是交易规模、国家税收来源比重、影响范围和群体的排名。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盐税的收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官盐专卖这一套到了明朝，越玩越大，开头时只能流通一年的盐引，逐渐有流通三十年的。会流通那么久，是因为市场需要货币。明朝中期后，市场繁荣，可大宗交易，使用铜钱太重，白银倒合适，可中国是个产银很少的国家，年产银不过十万两，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前，盐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货币量的不足，帮助了交易繁荣。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盐引发得太多，本身纳税凭证的作用成了问题，几十年发的盐引要是真一起领盐发卖，要齁死人啊？领了盐，卖不掉，盐船排成了长队，还要排两条队，一条队卖今年的新盐引，一条队卖历年的陈盐引。
那怎么办呢？改革嘛，这就发明出了窝的概念：你交出一半盐引，或者三分之二吧，政府规定某个口岸让你食盐专卖------------永久！吸引人吧？你还需要辛辛苦苦运粮草去边关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辛苦贩盐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盐引吗？不需要了！你占住了窝，接下来就收收那些拿了盐引急着贩盐的孝敬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干的？你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了，坐着收钱就行了。一个中等盐商，凭着窝，年入十万两，相当于十个亲王的年俸，二十个郡王的年俸，五千个大学士的年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年产量。康乾时，天下窝引百分之六十在扬州盐商手里，整个盐商集团凭着窝引，年入逾千万两，很多盐商家族百年经营，家资几百万两，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多万两，所以那时的扬州，可谓富甲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因窝商腐败，欠课累累，遂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不久淮南、福建相继仿行。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有大小之别，淮北一带小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四百斤，合银六钱四分，也有的小票每张可运盐一百二十引；大票每张五百引，行之于湖广、江西。
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规定但有投名领票者，概准认运。其后又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之数，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于是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并且成为子孙世业，票法又成纲法，票商已与以前之窝商无异，至清亡而始终未改。
一直到杨柯穿越而来的前生，盐的国家专卖制度始终未曾改变过，在他的心目中，官盐这个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他的岁数已经超过了万里长城了。
群臣争论的群情激昂的时候，杨柯却如同神游天外一般，老僧入定似的稳如泰山，唐仲的眉毛不禁拧成了疙瘩，都说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杨柯的想法难以捉摸了，众说纷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出来做个定论、哪怕是个意见的汇总也行啊，要不然这个朝会开到明天早上也结束不了啊？他不断的用眼神去探询杨柯的意思，杨柯倒好，至始至终视若不见，当他和满朝文武是透明一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