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5章：伊莎贝尔的大众表（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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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去节假日，寇拉斯王国工薪阶层的年平均收入约为100金塔勒，这样的收入水平恰好卡在“低收入”与“中产”的分界线上，具体划入哪一群体，还要看其家庭人口以及是否还有其它家庭收入来源，总体而言这就是伊莎贝尔推销怀表的目标客户群。这倒合情合理，毕竟工薪阶层的生活节奏比较紧张，上下班都要严格守时，有购置钟表的切实需求，而务农者生活节奏较慢，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需要依赖钟表精确安排自己的日程。
以家庭年收入100金塔勒计，各种消费占去三分之二，工薪家庭年存款20～30金塔勒应该是普遍现象，算入存款利息，三年储蓄下来足以为家庭添置一台座钟，或者为夫妻俩购置一对怀表。
经过一番心算，罗兰确认伊莎贝尔为座钟和怀表制定的价格基本符合城镇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便搓了搓手，向钟表展台靠近一步。
“伊莎贝尔，我完全支持你对产品价格以及目标客户群的定位，顺带一问，你有没有为这种划时代的工业钟表注册专利和商标？”
“已经在专利局注册了，”伊莎贝尔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厂生产的钟表都会打上品牌钢印，因为是为普通民众生产的钟表，所以商标就叫做‘大众’牌！”
“‘大众牌’……”罗兰垂下双手，短暂的错愕过后沉吟不语。
“伊莎贝尔小姐，您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谢苗·伊万诺维奇忍不住提出反对意见，“首先我得承认您的工厂的确将钟表成本降低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价位，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于钟表的传统认知，至少在大多数人眼里钟表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哪怕是工薪家庭也要付出几年的积蓄才买得起，所以在购买钟表的时候也必然会带上购置奢侈品的心态，甚至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仿佛自己也成了阔佬，而您将钟表的品牌定名为‘大众’，这就好比当头一棒，将顾客从幻想中敲醒，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仍然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购买奢侈品时的得意心态也烟消云散，这恐怕会破坏他们的购物兴致，甚至促使他们放弃购买钟表的念头。”
“说得很好，谢苗·伊万诺维奇，你对大众的消费心理分析的很到位。”罗兰点头赞同。
“所以说啊，伊莎贝尔小姐，咱们是不是先别急着做决定，不如请王子殿下为工厂生产的钟表取一个更贴切、更能勾起大众购物欲望的商标？”谢苗·伊万诺维奇做出露骨的暗示。
罗兰又搓了搓手，望着厂长女士没做声。
“不要！”伊莎贝尔跺了跺脚，仿佛在娇嗔，“我非常喜欢‘大众表’这个品牌，我就是要用这个商标！谢苗·伊万诺维奇先生，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无非是想刺激顾客的虚荣心，那是贩卖奢侈品的手段，而我们工厂生产的钟表和怀表就是要跟手工制造的奢侈品打对台，如果沿用传统的贩卖方式，怎么可能赢得了手工表？我们的政府不厌其烦的在报上宣称‘远东是远东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机构’，这些口号当然要落实在行动上，让大众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感受到政府是在为他们——而非那些崇尚奢华的极少数富豪——谋福利，我们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大众表’恰好符合这一理念，广大民众需要的是自信，而不是虚荣，凭什么不敢承认自己是大众的一员，难道‘大众’——报上言之凿凿再三宣传的‘国家的主人’——是一个贬义词？”
伊莎贝尔的质问令谢苗·伊万诺维奇哑口无言，他耸耸肩，表示退出争辩。
然而伊莎贝尔并不就此罢休，继续说：“就算是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的‘大众表’同样具有独特的品牌竞争力，无论在哪个国家，中低收入的人群总是大多数，但是只有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寇拉斯王国愿意为这些被权贵忽视的大多数人生产一种他们买得起的钟表，把钟表从高高在上的奢侈品神坛上拉下来，使人们意识到钟表——乃至其它一切奢侈品——并非因为成本高昂才得以成为富人的专属品，仅仅是因为富人需要借助这些东西炫耀自己的高贵与富有，试图以昂贵的奢侈品为砖石在自己和大众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壁，借此表明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罢了！鲁道夫陛下曾在新年致辞中宣称，‘我们寇拉斯政府不是极少数富豪和特权阶级的奴仆，提升大众的福祉是我们的共同目标’，罗兰殿下的农业改革和交通建设方案也不是为了满足富豪权贵的虚荣心才推行的，那么我们的国营钟表厂为什么就不敢喊出为国内乃至为全世界的普罗大众生产‘大众钟表’的口号？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大众表’耻与奢侈品为伍，耻与富豪权贵为伍，这恰恰是我们的自豪！”
伊莎贝尔的慷慨激昂话语不仅使罗兰深受触动，产品展示室半敞的房门外，机械师和普通工人也听到了，不约而同停下脚步，为他们的美丽而富有个性的厂长女士鼓掌喝彩！从前或许还有人对这样一个年轻姑娘担任国营大厂的厂长怀有疑虑甚至不满，但是此刻听她道出这番发人深省的肺腑之言，都不由得打消轻视，取而代之的是肃然起敬！
听了伊莎贝尔的话，再联想到她本人就出身于富有的官宦之家，罗兰越发对这位特立独行的姑娘深感敬佩，从她的肺腑之言当中听出了一种领先于时代的精神。
PS.关于工人收入水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18世纪后期美国工资水平做过如下统计：
在纽约，普通劳动者一天的工资是3先令6便士的美币（合2先令英币）；而造船木匠一天所赚的，除了10先令6便士的美币，还有1品脱价值6便士英币的糖酒（总共合6先令6便士英币）；而泥水匠和建筑木匠，每天可以赚得8先令美币（合4先令6便士英币）；就连裁缝帮工每天也可以赚得5先令美币（合2先令10便士英币）……这些劳动工资，都比伦敦同行业者的劳动工资高。
……
本书简单的将1先令（英币）的购买力等价为1塔勒银币，由此算出寇拉斯王国首都地区工人的平均日工资为3个银塔勒，刨去节假日的年平均收入约为100金塔勒。
刨去节假日，寇拉斯王国工薪阶层的年平均收入约为100金塔勒，这样的收入水平恰好卡在“低收入”与“中产”的分界线上，具体划入哪一群体，还要看其家庭人口以及是否还有其它家庭收入来源，总体而言这就是伊莎贝尔推销怀表的目标客户群。这倒合情合理，毕竟工薪阶层的生活节奏比较紧张，上下班都要严格守时，有购置钟表的切实需求，而务农者生活节奏较慢，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需要依赖钟表精确安排自己的日程。
以家庭年收入100金塔勒计，各种消费占去三分之二，工薪家庭年存款20～30金塔勒应该是普遍现象，算入存款利息，三年储蓄下来足以为家庭添置一台座钟，或者为夫妻俩购置一对怀表。
经过一番心算，罗兰确认伊莎贝尔为座钟和怀表制定的价格基本符合城镇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便搓了搓手，向钟表展台靠近一步。
“伊莎贝尔，我完全支持你对产品价格以及目标客户群的定位，顺带一问，你有没有为这种划时代的工业钟表注册专利和商标？”
“已经在专利局注册了，”伊莎贝尔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厂生产的钟表都会打上品牌钢印，因为是为普通民众生产的钟表，所以商标就叫做‘大众’牌！”
“‘大众牌’……”罗兰垂下双手，短暂的错愕过后沉吟不语。
“伊莎贝尔小姐，您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谢苗·伊万诺维奇忍不住提出反对意见，“首先我得承认您的工厂的确将钟表成本降低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价位，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于钟表的传统认知，至少在大多数人眼里钟表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哪怕是工薪家庭也要付出几年的积蓄才买得起，所以在购买钟表的时候也必然会带上购置奢侈品的心态，甚至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仿佛自己也成了阔佬，而您将钟表的品牌定名为‘大众’，这就好比当头一棒，将顾客从幻想中敲醒，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仍然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购买奢侈品时的得意心态也烟消云散，这恐怕会破坏他们的购物兴致，甚至促使他们放弃购买钟表的念头。”
“说得很好，谢苗·伊万诺维奇，你对大众的消费心理分析的很到位。”罗兰点头赞同。
“所以说啊，伊莎贝尔小姐，咱们是不是先别急着做决定，不如请王子殿下为工厂生产的钟表取一个更贴切、更能勾起大众购物欲望的商标？”谢苗·伊万诺维奇做出露骨的暗示。
罗兰又搓了搓手，望着厂长女士没做声。
“不要！”伊莎贝尔跺了跺脚，仿佛在娇嗔，“我非常喜欢‘大众表’这个品牌，我就是要用这个商标！谢苗·伊万诺维奇先生，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无非是想刺激顾客的虚荣心，那是贩卖奢侈品的手段，而我们工厂生产的钟表和怀表就是要跟手工制造的奢侈品打对台，如果沿用传统的贩卖方式，怎么可能赢得了手工表？我们的政府不厌其烦的在报上宣称‘远东是远东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机构’，这些口号当然要落实在行动上，让大众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感受到政府是在为他们——而非那些崇尚奢华的极少数富豪——谋福利，我们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大众表’恰好符合这一理念，广大民众需要的是自信，而不是虚荣，凭什么不敢承认自己是大众的一员，难道‘大众’——报上言之凿凿再三宣传的‘国家的主人’——是一个贬义词？”
伊莎贝尔的质问令谢苗·伊万诺维奇哑口无言，他耸耸肩，表示退出争辩。
然而伊莎贝尔并不就此罢休，继续说：“就算是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的‘大众表’同样具有独特的品牌竞争力，无论在哪个国家，中低收入的人群总是大多数，但是只有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寇拉斯王国愿意为这些被权贵忽视的大多数人生产一种他们买得起的钟表，把钟表从高高在上的奢侈品神坛上拉下来，使人们意识到钟表——乃至其它一切奢侈品——并非因为成本高昂才得以成为富人的专属品，仅仅是因为富人需要借助这些东西炫耀自己的高贵与富有，试图以昂贵的奢侈品为砖石在自己和大众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壁，借此表明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罢了！鲁道夫陛下曾在新年致辞中宣称，‘我们寇拉斯政府不是极少数富豪和特权阶级的奴仆，提升大众的福祉是我们的共同目标’，罗兰殿下的农业改革和交通建设方案也不是为了满足富豪权贵的虚荣心才推行的，那么我们的国营钟表厂为什么就不敢喊出为国内乃至为全世界的普罗大众生产‘大众钟表’的口号？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大众表’耻与奢侈品为伍，耻与富豪权贵为伍，这恰恰是我们的自豪！”
伊莎贝尔的慷慨激昂话语不仅使罗兰深受触动，产品展示室半敞的房门外，机械师和普通工人也听到了，不约而同停下脚步，为他们的美丽而富有个性的厂长女士鼓掌喝彩！从前或许还有人对这样一个年轻姑娘担任国营大厂的厂长怀有疑虑甚至不满，但是此刻听她道出这番发人深省的肺腑之言，都不由得打消轻视，取而代之的是肃然起敬！
听了伊莎贝尔的话，再联想到她本人就出身于富有的官宦之家，罗兰越发对这位特立独行的姑娘深感敬佩，从她的肺腑之言当中听出了一种领先于时代的精神。
PS.关于工人收入水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18世纪后期美国工资水平做过如下统计：
在纽约，普通劳动者一天的工资是3先令6便士的美币（合2先令英币）；而造船木匠一天所赚的，除了10先令6便士的美币，还有1品脱价值6便士英币的糖酒（总共合6先令6便士英币）；而泥水匠和建筑木匠，每天可以赚得8先令美币（合4先令6便士英币）；就连裁缝帮工每天也可以赚得5先令美币（合2先令10便士英币）……这些劳动工资，都比伦敦同行业者的劳动工资高。
……
本书简单的将1先令（英币）的购买力等价为1塔勒银币，由此算出寇拉斯王国首都地区工人的平均日工资为3个银塔勒，刨去节假日的年平均收入约为100金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