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5部 帝国飘摇_第十八章 二次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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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蒙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做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拣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著，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现在正是下黑手的时候。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著，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儿，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仅有的知情者，也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当然还有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这么办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账。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
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的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在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首尔，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
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首尔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疏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首尔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没。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为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数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几万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
，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待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形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现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高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模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战争的结局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儿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已经确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让他们挺了过去。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棵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利，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吗就干吗。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账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休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次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蒙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做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拣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著，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现在正是下黑手的时候。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著，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儿，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仅有的知情者，也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当然还有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这么办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账。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
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的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在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首尔，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
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首尔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疏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首尔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没。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为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数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几万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
，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正是日军的集结地，而他们，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
中路军的前方，是泗川，这里驻扎的，是日军岛津义弘部。
朝军的前方，是顺天，待在此地的，是日军小西行长部。
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然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
派出这两支部队，只为一个缘由——迷惑敌人。
日军有十二万人，明军只有四万，所以分别击破，是明军的唯一选择。
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是蔚山。
蔚山，是釜山的最后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是日军的重要据点。
麻贵据此判定，只要攻占蔚山，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阻其退路，全歼日军。
驻守蔚山的，是加藤清正，兵力约为两万，就人数而言，并不算多，看上去，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在布阵上很有一套，顺天、泗川、蔚山各部日军，摆出了“品”字形阵型，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
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泗川，造成假象，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此后，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以降低日军的警觉。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通报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
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天理了。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
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
明军进攻之时，加藤清正正在西生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
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现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
二十三日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贵外，中路军高策一部也已赶到，共四万余人，成功实现合围。
对麻贵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前，他仅凭七千余人，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两个月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
实在太顺利了，顺利得超出了想象。
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
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模一样。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更出奇的是，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
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
日军盘踞的地方，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石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
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准的，比如说——搞工程。
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都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战争的结局就是其中之一。
明军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明军都是稳赢的。
但现实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
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虽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仰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
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也只有爬了。
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
二十六日，明军休息，朝军奉命爬山，被击退。
二十七日，明军继续爬山，未果。
二十七日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
二十八日，大雨。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了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而他刚进门。
就在二十八日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行长就要来了。
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目前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儿上，如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应尽早撤退。
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趁势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
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
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仗还能提提神，不打就真没办法了。
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
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
在我看来，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
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衣被，许多都冻饿而死。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一，城内仅余四千余人。
麻贵已经确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可这一口气，终究让他们挺了过去。
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
综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两个错误，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
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
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
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顽抗到底。
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暂时。
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
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
事情已经很明显，敌人异常顽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随后跟上，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
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杨镐带队先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
应该说，在撤退中，这种事情是难免的，如能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
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
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棵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
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
局势再也无法挽回。
从某种意义上讲，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是慢慢地跑，有组织地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
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利，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
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此战，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吗就干吗。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账找谁算？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
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
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
第一件事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
第二件事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责任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打算劈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后面再说。
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
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今天，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
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连路费都不打算出，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
谈是谈不拢了，可要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不走。
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等着等着，日军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太多，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又没人种田，只能陆续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七万。
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
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三万人，攻击蔚山。
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两万六千人，攻击泗川。
西路军，统帅刘綎，所部两万人，攻击顺天。
九月七日，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
在当时的麻贵看来，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休整完毕，而在此期间，锦衣卫也来凑了次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提供了大量情报。
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
但是他又错了。
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六十三。
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
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五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
为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
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