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估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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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博士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大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说:“我们要重新估定价值。”这句话对于我思想的开拓有着很大的影响,使我在面对佛教、人生,乃至于社会的种种问题时,都能从各方面予以评估定位,从而也促进了自己日后佛教事业的发展。
如今回想自己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接受“重新估定价值”这句话的含义,并且善巧地应用在日常生活里,是因为我有幸进入佛门,发现所见所闻竟然都与红尘世俗的观念大相径庭,令我耳目为之一新。佛法里苦、空、无常、无我的真谛,使我觉悟世间的虚妄假相,“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因而发心向道。
所以,当世人以前进显达为荣耀,以拥有越多的名利为幸福,以追求感官刺激为快乐,以自我为中心来待人接物时,我却想在谦逊忍让中养深积厚,在无求无得中享有浩瀚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泯除对待中得到无边的法喜禅悦,在牺牲奉献中融和人我,自觉获益更多。
虽然我习干“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理念,但是我不因循旧例,墨守成规,我也不滞于顽空,谈玄说妙,我更不会人云亦云,惑于众议。我时时刻刻都在考量过去的传统,观察现实的环境,思维佛教的前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调整向前迈进的脚步。
太虚大师对佛教提出的兴学理念——“教产革命,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成为我最早心仪的复兴佛教之不二法门。
二十三岁那年来到台湾以后,目睹惶惶人心飘泊无依,正信佛法隐而不彰,便考虑要循序渐进地改革教界弘法方式,使佛教通俗化、大众化、文艺化、生活化,期能扩大利生的层面与深度。于是,我将以往口头相传的梵呗歌赞一一整理,谱曲填词。我把过去一再翻印的经典加注新式标点,予以白话解释。我用黑板、白板、幻灯片、投影机作为辅助弘法的道具,让听众易于明白经义。我以梵音、佛舞、钟鼓、献供串场,加强大座讲经的**效果。这就是我“重新估定价值”的成效。
自出家以来,至今已历五十五载,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一些佛门人士在实践教义的时候,以辞害意,断章取义。例如把佛教说的五欲,解释为“地狱五条根”,又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其实古人所云,主要是在提醒大家不要耽溺沉沦其中,可是古往今来一些佛教人士却矫枉过正,什么都排拒不要,穿着崇尚破烂,捐款不留姓名,饮食刻意粗劣,乃至主张不吃不睡,以此为开悟要门。有些人在讲经弘法时,指夫妻为冤家,说儿女是讨债鬼、金钱是毒蛇、人间为秽土、娑婆如牢狱、三界如火宅,使得一些原本有心学佛的人听了以后,退避三舍,踯躅不前。
所谓:“求名当求天下名,计利当计天下利。”我觉得只要有利众生者,净财是多多益善,善名应广为远播,色相的**有其必要。而菩提道长,食物的营养正可以滋补色身,睡眠的休息也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途。虽说情爱如绳索,能束缚身心,又如苦海,能令人倾覆灭顶,但是如果大家能运用慈悲智慧,将儿女私情、手足之谊升华为道情法爱,则菩提眷属正可以在修行路上互相提携,岂不美哉!
胜鬘王后、鹿母夫人奉行大乘佛道,除了相夫教子之外,教儿童,建道场,也做了许多佛化事业;频婆娑罗王、须达长者兴设讲堂精舍,礼请佛陀说法,度众无数;维摩居士辩才无碍,是佛教著名的护法大士,尽管他有妻子儿女、田园舍宅,但并不妨碍他的修行弘法,虽然他经营商业,赚取俗利,却以无量资财摄诸贫民;经典里描述观世音菩萨披璎戴路,法相**,二六时中恒以自己的名号,寻声救苦,普济天下有情,得到世人无限的尊敬;佛陀的相好光明,净土的富丽堂皇,又令多少众生慕道得度;大珠慧海禅师以“饥则食,困则眠”为用功之道,不但无损于他的行仪,反而令后人更加确信修行只在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我兴设美轮美奂的殿堂楼阁、花树庭园,接引信徒香客、十方大众;我建立优雅舒适的朝山会馆、檀信大楼,提供素斋妙味、休憩处所;我用种种方便,宣扬佛教;我殚精竭虑,弘传真理;凡有活动,我邀请夫妻连袂出席;举行法会,我鼓励全家一齐参加;从育幼院的孤儿到救济院的老人,从佛光诊所到云水医院,从托儿所到万寿园,从技艺训练到禅净共修,我为解除生老病死之苦,而兴办各种慈善事业。我觉得人间未必是秽土,净土也不一定是死后才能往生。只要有心,我们在现世也可以建设一方净土,让有志之士都能在这里长养身心,同享法乐。
《金刚经》云:“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又说:布施四句偈比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功德还要多。我们发心度众,并不是光用物质来施舍,最重要者,还是必须从文化教育着手,使广大的众生都能达到心灵的解脱。所以,其他寺院道场喜欢兴建佛殿,我却积极建设讲堂、禅堂、会议室、图书馆、视听中心……其他道场在慈善、经忏上大力用心,我却宁可默默无闻地发行杂志刊物,出版三藏经典,兴办佛教学院,培养弘法人才。
虽然所有这些为弘法利生而兴建的设施,可谓所费不赀,但是我并不因此而特别青睐出手阔绰的财主富豪,反而乐于接受市井小民的微薄捐款,甚至我一向主张“储财于信徒”,拒收信徒们超过经济能力的奉献。一张百万元支票的布施与千人的百元布施,看来似乎价值相等,但是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小额的布施能够源源不断,生生不已,不但持续长久,而且可以广结善缘,使大家都有种植福田的机会。
马祖道一禅师创设丛林,以安禅僧;百丈怀海禅师订立清规,巩固僧团。由是宗门益盛,转化无穷,组织与制度对于佛教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后世佛子不懂得以现代的观点赋予崭新的生命,使得祖师大德的美意创举徒然付诸历史文字,而束之高阁,诚为可叹!
一九六七年,我辟建佛光山,即着手规划组织,订立制度,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多年以后,岛内外的佛教团体、专家学者,却纷纷来山从事研究。后来因为常住人众越来越多,法务也越来越繁,时代更是越来越新,我自知其中需要改进之处仍有许多。还好心平、慈庄、慈惠、慈容、心定等弟子们都能秉持着如履薄冰的态度,时刻注意环境的变迁,经常检讨修订既有的章程计划,使得佛光山永远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一九九二年,我成立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信徒团结起来,共同为佛教的发展而努力奋斗。我不但办理各种研习营,训练他们各种能力,而且设立奖评制度,鼓励他们讲经说法。这种空前的创举,当然也在教界里引起了争议,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使得千百年来僧伽所掌握的教权释放无余,将会造成不测之乱。但是我却认为,过去佛教主要靠出家人来弘扬发展,固然有其时代的背景因素,然而时至今日,佛教已经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仅凭少数出家人的努力显然不足。再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在家众中,才学丰富者也不在少数,大家何不敞开心胸,彼此尊重,相互融和,在一个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统一起来,在一个人间佛教的信仰之下动员起来?
我不但对于佛教的一切“重新估定价值”,对于其他宗教,乃至民间信仰,我也抱持同等态度。三十年前,云林县妈祖宫想加入佛教会,遭到拒绝,我曾挺身而出,为其说项未成,至今深感遗憾。早年一些神道教团体,用轿子抬着神明,来佛光山礼佛,大雄宝殿的殿主面有难色。我得知后,也谆谆开导徒众:人类都可以拜佛,神明为什么不行呢?在佛世时,天龙八部都是三宝的虔诚弟子、佛教的护法神明,只是这些历史随着时光的流转,久已被人忽略,我觉得现在佛教理应为这些民间信仰定位安身。所以,当吉隆坡的一间天后宫邀我前往主持供佛斋天法会时,我欣然赴约,后来,当地的神道寺庙都与佛教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前云林县佛教会理事长郭庆文先生邀我为妈祖填词写歌时,我也欢喜应允,如今郭先生虽已逝世,多年来我却一直在心中酝酿,未曾稍忘。
虽说生存是众生的权利,但是也不可以一概而论,滥行慈悲。例如放生,本来是一桩美事,然而却往往被商人利用作为赚钱的工具,把飞禽走兽捕了又放,放了又捕,徒然使这些野生动物的身心受尽伤害。尤有甚者,放生的时空不对,也常常影响到生态的发展,乃至祸及人类。多年以前,曾有信徒前来佛光山,将一袋乌龟倒在放生池里,未几,将鱼儿全都咬死。过去,大雄宝殿后面是草地果园,也曾有香客半夜把毒蛇带往放生,危及大众生命安全。还有一些游人来山放生鸟雀,因为翅膀还没长硬,求生技能未臻成熟,一放出笼外,立刻遭到弱肉强食的命运,见之令人心悲!看来对于生权的维护,大家应该“重新估定价值”,最好是能慎之于始,以真正爱生、护生、尊重生命的态度来代替放生的表相行为。
随着时移世迁,过去的一些观念已被“重新估定价值”。例如,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女强人却比比皆是;以往女子嫁人讲求门当户对,现在却注重对方的幽默情趣;过去父母重视子女的物质生活,如今也开始强调思想的启迪;以往学校注重升学率的高低,现在也着手关怀生活上的教育。
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有待商榷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思考量,“重新估定价值”。例如,只要孩子不要爹的未婚妈妈、在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下被送出国的小留学生、青年男女一窝蜂“跟着感觉走”的时代潮流等等,如果我们继续任由发展,甚或全盘接受,恐将形成社会的乱源。
经云:“法无定法。”又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必须跟着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在思想上有所更新,在行为上与时俱进,然而我们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不会被眩目的浪花吞噬淹没,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我们是进是退,是行是止,更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拣择判断,所以无论什么,都要“重新估定价值”!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胡适博士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大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说:“我们要重新估定价值。”这句话对于我思想的开拓有着很大的影响,使我在面对佛教、人生,乃至于社会的种种问题时,都能从各方面予以评估定位,从而也促进了自己日后佛教事业的发展。
如今回想自己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接受“重新估定价值”这句话的含义,并且善巧地应用在日常生活里,是因为我有幸进入佛门,发现所见所闻竟然都与红尘世俗的观念大相径庭,令我耳目为之一新。佛法里苦、空、无常、无我的真谛,使我觉悟世间的虚妄假相,“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因而发心向道。
所以,当世人以前进显达为荣耀,以拥有越多的名利为幸福,以追求感官刺激为快乐,以自我为中心来待人接物时,我却想在谦逊忍让中养深积厚,在无求无得中享有浩瀚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泯除对待中得到无边的法喜禅悦,在牺牲奉献中融和人我,自觉获益更多。
虽然我习干“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理念,但是我不因循旧例,墨守成规,我也不滞于顽空,谈玄说妙,我更不会人云亦云,惑于众议。我时时刻刻都在考量过去的传统,观察现实的环境,思维佛教的前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调整向前迈进的脚步。
太虚大师对佛教提出的兴学理念——“教产革命,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成为我最早心仪的复兴佛教之不二法门。
二十三岁那年来到台湾以后,目睹惶惶人心飘泊无依,正信佛法隐而不彰,便考虑要循序渐进地改革教界弘法方式,使佛教通俗化、大众化、文艺化、生活化,期能扩大利生的层面与深度。于是,我将以往口头相传的梵呗歌赞一一整理,谱曲填词。我把过去一再翻印的经典加注新式标点,予以白话解释。我用黑板、白板、幻灯片、投影机作为辅助弘法的道具,让听众易于明白经义。我以梵音、佛舞、钟鼓、献供串场,加强大座讲经的**效果。这就是我“重新估定价值”的成效。
自出家以来,至今已历五十五载,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一些佛门人士在实践教义的时候,以辞害意,断章取义。例如把佛教说的五欲,解释为“地狱五条根”,又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其实古人所云,主要是在提醒大家不要耽溺沉沦其中,可是古往今来一些佛教人士却矫枉过正,什么都排拒不要,穿着崇尚破烂,捐款不留姓名,饮食刻意粗劣,乃至主张不吃不睡,以此为开悟要门。有些人在讲经弘法时,指夫妻为冤家,说儿女是讨债鬼、金钱是毒蛇、人间为秽土、娑婆如牢狱、三界如火宅,使得一些原本有心学佛的人听了以后,退避三舍,踯躅不前。
所谓:“求名当求天下名,计利当计天下利。”我觉得只要有利众生者,净财是多多益善,善名应广为远播,色相的**有其必要。而菩提道长,食物的营养正可以滋补色身,睡眠的休息也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途。虽说情爱如绳索,能束缚身心,又如苦海,能令人倾覆灭顶,但是如果大家能运用慈悲智慧,将儿女私情、手足之谊升华为道情法爱,则菩提眷属正可以在修行路上互相提携,岂不美哉!
胜鬘王后、鹿母夫人奉行大乘佛道,除了相夫教子之外,教儿童,建道场,也做了许多佛化事业;频婆娑罗王、须达长者兴设讲堂精舍,礼请佛陀说法,度众无数;维摩居士辩才无碍,是佛教著名的护法大士,尽管他有妻子儿女、田园舍宅,但并不妨碍他的修行弘法,虽然他经营商业,赚取俗利,却以无量资财摄诸贫民;经典里描述观世音菩萨披璎戴路,法相**,二六时中恒以自己的名号,寻声救苦,普济天下有情,得到世人无限的尊敬;佛陀的相好光明,净土的富丽堂皇,又令多少众生慕道得度;大珠慧海禅师以“饥则食,困则眠”为用功之道,不但无损于他的行仪,反而令后人更加确信修行只在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我兴设美轮美奂的殿堂楼阁、花树庭园,接引信徒香客、十方大众;我建立优雅舒适的朝山会馆、檀信大楼,提供素斋妙味、休憩处所;我用种种方便,宣扬佛教;我殚精竭虑,弘传真理;凡有活动,我邀请夫妻连袂出席;举行法会,我鼓励全家一齐参加;从育幼院的孤儿到救济院的老人,从佛光诊所到云水医院,从托儿所到万寿园,从技艺训练到禅净共修,我为解除生老病死之苦,而兴办各种慈善事业。我觉得人间未必是秽土,净土也不一定是死后才能往生。只要有心,我们在现世也可以建设一方净土,让有志之士都能在这里长养身心,同享法乐。
《金刚经》云:“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又说:布施四句偈比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功德还要多。我们发心度众,并不是光用物质来施舍,最重要者,还是必须从文化教育着手,使广大的众生都能达到心灵的解脱。所以,其他寺院道场喜欢兴建佛殿,我却积极建设讲堂、禅堂、会议室、图书馆、视听中心……其他道场在慈善、经忏上大力用心,我却宁可默默无闻地发行杂志刊物,出版三藏经典,兴办佛教学院,培养弘法人才。
虽然所有这些为弘法利生而兴建的设施,可谓所费不赀,但是我并不因此而特别青睐出手阔绰的财主富豪,反而乐于接受市井小民的微薄捐款,甚至我一向主张“储财于信徒”,拒收信徒们超过经济能力的奉献。一张百万元支票的布施与千人的百元布施,看来似乎价值相等,但是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小额的布施能够源源不断,生生不已,不但持续长久,而且可以广结善缘,使大家都有种植福田的机会。
马祖道一禅师创设丛林,以安禅僧;百丈怀海禅师订立清规,巩固僧团。由是宗门益盛,转化无穷,组织与制度对于佛教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后世佛子不懂得以现代的观点赋予崭新的生命,使得祖师大德的美意创举徒然付诸历史文字,而束之高阁,诚为可叹!
一九六七年,我辟建佛光山,即着手规划组织,订立制度,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多年以后,岛内外的佛教团体、专家学者,却纷纷来山从事研究。后来因为常住人众越来越多,法务也越来越繁,时代更是越来越新,我自知其中需要改进之处仍有许多。还好心平、慈庄、慈惠、慈容、心定等弟子们都能秉持着如履薄冰的态度,时刻注意环境的变迁,经常检讨修订既有的章程计划,使得佛光山永远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一九九二年,我成立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信徒团结起来,共同为佛教的发展而努力奋斗。我不但办理各种研习营,训练他们各种能力,而且设立奖评制度,鼓励他们讲经说法。这种空前的创举,当然也在教界里引起了争议,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使得千百年来僧伽所掌握的教权释放无余,将会造成不测之乱。但是我却认为,过去佛教主要靠出家人来弘扬发展,固然有其时代的背景因素,然而时至今日,佛教已经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仅凭少数出家人的努力显然不足。再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在家众中,才学丰富者也不在少数,大家何不敞开心胸,彼此尊重,相互融和,在一个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统一起来,在一个人间佛教的信仰之下动员起来?
我不但对于佛教的一切“重新估定价值”,对于其他宗教,乃至民间信仰,我也抱持同等态度。三十年前,云林县妈祖宫想加入佛教会,遭到拒绝,我曾挺身而出,为其说项未成,至今深感遗憾。早年一些神道教团体,用轿子抬着神明,来佛光山礼佛,大雄宝殿的殿主面有难色。我得知后,也谆谆开导徒众:人类都可以拜佛,神明为什么不行呢?在佛世时,天龙八部都是三宝的虔诚弟子、佛教的护法神明,只是这些历史随着时光的流转,久已被人忽略,我觉得现在佛教理应为这些民间信仰定位安身。所以,当吉隆坡的一间天后宫邀我前往主持供佛斋天法会时,我欣然赴约,后来,当地的神道寺庙都与佛教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前云林县佛教会理事长郭庆文先生邀我为妈祖填词写歌时,我也欢喜应允,如今郭先生虽已逝世,多年来我却一直在心中酝酿,未曾稍忘。
虽说生存是众生的权利,但是也不可以一概而论,滥行慈悲。例如放生,本来是一桩美事,然而却往往被商人利用作为赚钱的工具,把飞禽走兽捕了又放,放了又捕,徒然使这些野生动物的身心受尽伤害。尤有甚者,放生的时空不对,也常常影响到生态的发展,乃至祸及人类。多年以前,曾有信徒前来佛光山,将一袋乌龟倒在放生池里,未几,将鱼儿全都咬死。过去,大雄宝殿后面是草地果园,也曾有香客半夜把毒蛇带往放生,危及大众生命安全。还有一些游人来山放生鸟雀,因为翅膀还没长硬,求生技能未臻成熟,一放出笼外,立刻遭到弱肉强食的命运,见之令人心悲!看来对于生权的维护,大家应该“重新估定价值”,最好是能慎之于始,以真正爱生、护生、尊重生命的态度来代替放生的表相行为。
随着时移世迁,过去的一些观念已被“重新估定价值”。例如,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女强人却比比皆是;以往女子嫁人讲求门当户对,现在却注重对方的幽默情趣;过去父母重视子女的物质生活,如今也开始强调思想的启迪;以往学校注重升学率的高低,现在也着手关怀生活上的教育。
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有待商榷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思考量,“重新估定价值”。例如,只要孩子不要爹的未婚妈妈、在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下被送出国的小留学生、青年男女一窝蜂“跟着感觉走”的时代潮流等等,如果我们继续任由发展,甚或全盘接受,恐将形成社会的乱源。
经云:“法无定法。”又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必须跟着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在思想上有所更新,在行为上与时俱进,然而我们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不会被眩目的浪花吞噬淹没,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我们是进是退,是行是止,更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拣择判断,所以无论什么,都要“重新估定价值”!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