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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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起，我负责编辑《人生杂志》，前后有六年之久。记得有一次，发行人东初法师说过这么一句话：“钱，用了才是自己的！”这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从小我就在贫苦中长大，因为没有钱，养成不购买的习惯，甚至不积聚的习惯。这个习惯，对我一生帮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业都从这习惯而来。因为我没有钱，我不积聚钱，但我非常会用钱。有钱是福报，会用钱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台湾佛教会发给我新台币五十元的月薪。对于一般人而言，这笔钱微乎其微，但是，因为我从小在丛林中长大，养成不贪不聚的习惯，五十元对我来说，也算是很多了。我每个月拿这笔钱为教室校舍添置教学设备，为贫苦学生购买文具用品以后，几乎身无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学子在佛学上有所成长，能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欣慰，这不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吗？原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过了两年，我到了宜兰念佛会，每月有新台币三百元的供养，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富有了！当时，耶教十分盛行，于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购买银制的卍字项链，与前来听经闻法的青年佛子结缘，希望他们能挂在颈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份，好让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项链，也有人以挂佛教项链为荣。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则用来订购一百份《人生杂志》供信徒阅读。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养金提升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补助张优理（慈惠）、吴素真（慈容）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师资训练，其余的一百五十元则用来资助演慈等就读汐止佛学院。每月如是，后来，随我学佛的青年有增无减，阅读《人生杂志》的信徒跟着我到处传教，学习幼教的女青年则回来帮我办理佛教幼稚园，为寺院道场服务。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弃了日本大正大学博士班的入学机会，将这笔开销节省下来，帮助青年设置“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起佛教徒购书读书运动，甚至后来供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学。当年，正是经济最为拮据之时，很多人都笑我是个没有财务头脑的傻子。结果，事实胜于雄辩，他们在学成归来后，均以所学奉献佛门。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资助年轻佛子念书求学，甚至到国外参学，现在他们都陆续成为佛光山的中坚分子。这些都一再证明，“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过三五儿女，其教育费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计算在家弟子，光是随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办了六所佛学院供他们念书，负责养他教他，尤其是数十名徒众在英国牛津，美国耶鲁、天普、加州，法国巴黎，日本驹泽、佛大、大正、东京，印度国际，韩国东国等大学的留学费用，更为可观。此外，为了增广弟子的见闻，我还鼓励他们到国外旅行参学，每年所费不货。我从不叫穷，也不为难，因为我以为，不播种，就没有收成；有钱不用，纵使积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养人才的身上，我一点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钱给人，最难的是公平恰当。记得早期随我出家的青年，其所来自的家庭有贫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钱置于一处，随其自取，我认为让他们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忆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广场，装一盏临时电灯要十二元，请一个人打锣宣传要十五元，还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费用等，对于当时财源有限的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困难。然而，有感于弘法利生的重要，我无惮于捉襟见肘的日子，常常系紧裤带，饿着肚皮，到各处广结法缘。我曾多次在台湾环岛布教，我出钱在电台广播，我是第一个购买电视时间，让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台湾佛法普及，岂不是当年遍撒各地的菩提种子开花结果了吗？我们不要怕花钱，因为，“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编辑《人生杂志》时，我据理力争，建议将本来的篇幅由二十页增加至二十八页，以飨读者，发行人要求我补贴多加八页的费用，我没有钱，但也硬着头皮答应，从此每日更加省吃俭用。花钱还是小事，我往往因为社内编校仅我一人，只得日夜焚膏继晷，绞尽脑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写作的园地，《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都是我那时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炼出我的文笔来。佛教讲布施，看来好像是给人，实则是给自己；如果当初我吝于出资，也就无法培养自己敏锐的觉知与思考的能力。现在想来，真正是：“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写作的习惯，我更发奋笔耕，在各书报杂志发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买了千百份小纪念品送给信徒。我并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报，只想以此广结善缘。后来，有许多学子受了我的鼓励，前来学习佛法。而卖纪念品的小贩也发了小财，在买卖之间，受到佛法的熏习加被，而自愿皈依在三宝座下。后来，台湾到处有佛教小纪念品的流通处，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于此，更印证了“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编辑杂志，还自掏腰包，购买佛教书刊给信众阅读，《菩提树月刊》、《人生杂志》、《觉世旬刊》，及台湾印经处和瑞成书局的佛书，都是我常与人结缘的礼品。我希望大家多读多看，以便思维与佛法契合，成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为净化世间的一股清流。果然，当年受我馈赠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讲台，发挥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钱，成长了佛教如许的花果。诚然，花钱，不光是买自己所需，最好能买取智慧，贡献大众。
还记得二十六年前，叶鹏胜的父亲以做僧鞋为业，卖价一双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购买。经常往来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面店里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阳春面，我都付给五元钱。人皆怪之，我却感到理所当然：因为那时佛教事业并不普遍，身为佛子，我只是想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抛砖引玉，鼓励商人多从事有关佛教的事业，如此一来，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购买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岂不一举两得？
我常到**，**的出租车经常拒载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双倍的车资给司机，希望能改变风气。后来，我更将这种理念扩及一些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买了一大堆当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来之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访问，在小摊子边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没有自己欢喜的东西，只得给每个摊贩泰币一百元，一百多个摊贩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实践我“小小布施”的心愿。
率团出国，观光名胜，我也总是率先购物，俨然一副采购团团长的模样。其实，我自奉甚俭，并不需要那些纪念品，只是我知道：随行的信徒看到我买，就会跟进，让他们跟那些小贩结缘，也是好事。甚至我组织弘法探亲团到大陆时，看到徒众与商家讨价还价，也会被我斥责，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索价是高了一些，但他们的生活那么贫苦，我们怎么忍心还价。
我没有购买的习惯，但要买时，从未想买便宜货，总怕商人不赚钱。我以为，本着一种欢喜结缘的心去消费购买，将使商人因经济改善而从事产品质量的改良创新。钱，与其购买自己的方便，不如用来购买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贵。如此一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会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创办寿山佛学院，免费供应膳宿给学佛的青年。于是，我节衣缩食，以便支付巨额的教育费用。不长于经忏佛事的我，也甘愿到殡仪馆诵经，替丧家通宵助念，并且费心于各处张罗师资。此外，我一有了红包，即设法添置设备。一次购买一张、两张椅凳，三本、四本图书，点点滴滴地累积下来，教室就一间间增多了，图书馆也占据了好多间。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负担，因为我始终觉得是为“大家”买的，而不是为“个人”买的。“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想来也不过是向来“以众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济功德会刚成立时，我也刚在佛光山开山，即曾以十万元赞助。就在那时，听说台中有一位素未谋面的青年硕士欲至日本攻读佛学博士，惟囿于经济困难，无法如愿。我立即亲自送了十万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资助青年学者到国外游学，以增进其阅历……像这种补助文教慈善之事不胜枚举。如今，我看到慈济功德会蓬勃发展，青年学者在佛教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成长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我们能以“享有而不拥有”的观念来理财，自然能时时分享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乐趣。
一九五○年，煮云法师从舟山到台湾，我将刚裁缝好的一件长衫送给他，从此，我在圆光寺一袭短衫过了两年；早年开山时，万般困难，某法师向我借八十万元，念及他是长者，我也尽力筹措，后来知道他只是为了试试我的为人，心中也有不满。我多次率团到日本开会，团里的法师要求我替他们出旅费，当时，我自理都稍有困难，遑论顾及他人，但我还是多方设法，满足所需。过去，一些同参朋友在台湾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经对我不起，我也不念旧恶，时予资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钱，我也尽己之力顺应所求。平日看到别人不慎遗失钱财，一副焦急的模样，自然会升起恻隐之心，还自愿出钱帮助，解决困难。我不富有，但肯散财，我不曾因此而贫穷，“钱用了”，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复何求？只是有些厚颜之士，往往狮子大开口，索资数万乃至百万，虽说钱是用来消灾解难，但我不愿给予，因为金钱是“净财”，不能让它成为“脏钱”。
我于各处弘法时，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搜集。早期迫于经济穷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饭钱，以充购买之资；为了节省运费，我总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里迢迢亲自将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讥议，认为我是在跑单帮，经营生意，我从不加以辩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陈列馆”；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国西来寺建了“佛教宝藏馆”；现在，我又为巴黎古堡道场搜集佛教法物。所有这些馆内的一品一物，无不是我多年来如此苦心的搜集。成立以来，虽然年年均因维护费用的庞大开销而入不敷出，但是，从来宾赞许的声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来的信念：“钱，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实则蕴含了无比丰沛的生命，以其简洁有力的方式，无言地宣说了佛教悠久伟大的历史、文化、艺术，这种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建设，才是无价的财宝。钱财，不只是用来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更应该用来**众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经有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因人介绍，前来找我，表示要跟随我学习佛法。那时，我自己托身何处都感困难，只有婉言拒绝，但在她临走时，我又非常不忍，当下即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元相赠，以为她另寻佛学院，作为学道之资。没想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她居然以十万倍的捐款作为报答，并且护法护僧，不遗余力。她，就是素有“黄仙姑”之称的黄丽明居士。对于此事，她津津乐道，而我更加确定：“钱用了”，不但“是自己的”，而且还有百千万倍的利息。布施金钱，不是用来买一份虚名，不是在于数目的多寡，而是以一份诚心来赢得自己的欢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于弟子徒众间，解囊纾困。佛光山单位与单位间，有时或因权责问题，或因财务困难，或因立场不同，而对某些需要用钱的个案争论计较。我知道后，一句“我出这笔钱”，自能化干戈为玉帛。佛光山多年来平安和谐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获吗？因此，我始终坚持：“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为我有这种“钱，用了才是自己的”理念与不储财的性格，佛光山也一直本着“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的宗风来安僧办道，多年来，不但未曾有些许盈余，反而负债累累；虽然日日难过，但也日日过去，倒也相安无事。佛光山没有人抢着去当当家住持，争着去管理财务，大家凭着一股牺牲小我的精神来服务社会，奉献众生，说来也是我的福气，比拥有金钱更具有意义啊！
反观涛涛浊世中，一些人坐拥财富珍宝，出入汽车洋房，一旦死后，尸骨未寒，不肖子孙即为分配财产而争论不休。生前的所有钱财不但带不走，尚且形成后世的祸源，宁不悲乎？还有一些人，汲汲营营，贪图小利，放高利贷，招人标会，于金钱之积聚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倒债倒会，一生的辛苦还是归为别人所有，宁无悔乎？在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即已说明：财富是五家所共有——水火、刀兵、盗贼、暴政和不肖子孙，因此教我们要布施结缘。有一首诗将这些情况描写得十分贴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舍万文收，
与君寄在坚牢库，汝及子孙享不休。
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文不名，但是我从不自认贫乏，反而觉得世间处处都是财富：一句好话、一件好事、一个方便、一点友谊……都是弥足珍贵。后来我有了供养，只以为这是宿因所现的福报，实不足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钱如水，必须要流动，才能产生大用；渐而体悟到如何用钱，是一种甚深的智慧。而用钱最好使大众都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般若宝藏，才能使自己永远享有用钱的快乐。所以，我深深觉得：拥有钱是福报，会用钱才是智慧。
（一九九三年元月）
一九五二年起，我负责编辑《人生杂志》，前后有六年之久。记得有一次，发行人东初法师说过这么一句话：“钱，用了才是自己的！”这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从小我就在贫苦中长大，因为没有钱，养成不购买的习惯，甚至不积聚的习惯。这个习惯，对我一生帮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业都从这习惯而来。因为我没有钱，我不积聚钱，但我非常会用钱。有钱是福报，会用钱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台湾佛教会发给我新台币五十元的月薪。对于一般人而言，这笔钱微乎其微，但是，因为我从小在丛林中长大，养成不贪不聚的习惯，五十元对我来说，也算是很多了。我每个月拿这笔钱为教室校舍添置教学设备，为贫苦学生购买文具用品以后，几乎身无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学子在佛学上有所成长，能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欣慰，这不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吗？原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过了两年，我到了宜兰念佛会，每月有新台币三百元的供养，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富有了！当时，耶教十分盛行，于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购买银制的卍字项链，与前来听经闻法的青年佛子结缘，希望他们能挂在颈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份，好让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项链，也有人以挂佛教项链为荣。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则用来订购一百份《人生杂志》供信徒阅读。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养金提升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补助张优理（慈惠）、吴素真（慈容）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师资训练，其余的一百五十元则用来资助演慈等就读汐止佛学院。每月如是，后来，随我学佛的青年有增无减，阅读《人生杂志》的信徒跟着我到处传教，学习幼教的女青年则回来帮我办理佛教幼稚园，为寺院道场服务。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弃了日本大正大学博士班的入学机会，将这笔开销节省下来，帮助青年设置“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起佛教徒购书读书运动，甚至后来供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学。当年，正是经济最为拮据之时，很多人都笑我是个没有财务头脑的傻子。结果，事实胜于雄辩，他们在学成归来后，均以所学奉献佛门。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资助年轻佛子念书求学，甚至到国外参学，现在他们都陆续成为佛光山的中坚分子。这些都一再证明，“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过三五儿女，其教育费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计算在家弟子，光是随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办了六所佛学院供他们念书，负责养他教他，尤其是数十名徒众在英国牛津，美国耶鲁、天普、加州，法国巴黎，日本驹泽、佛大、大正、东京，印度国际，韩国东国等大学的留学费用，更为可观。此外，为了增广弟子的见闻，我还鼓励他们到国外旅行参学，每年所费不货。我从不叫穷，也不为难，因为我以为，不播种，就没有收成；有钱不用，纵使积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养人才的身上，我一点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钱给人，最难的是公平恰当。记得早期随我出家的青年，其所来自的家庭有贫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钱置于一处，随其自取，我认为让他们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忆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广场，装一盏临时电灯要十二元，请一个人打锣宣传要十五元，还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费用等，对于当时财源有限的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困难。然而，有感于弘法利生的重要，我无惮于捉襟见肘的日子，常常系紧裤带，饿着肚皮，到各处广结法缘。我曾多次在台湾环岛布教，我出钱在电台广播，我是第一个购买电视时间，让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台湾佛法普及，岂不是当年遍撒各地的菩提种子开花结果了吗？我们不要怕花钱，因为，“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编辑《人生杂志》时，我据理力争，建议将本来的篇幅由二十页增加至二十八页，以飨读者，发行人要求我补贴多加八页的费用，我没有钱，但也硬着头皮答应，从此每日更加省吃俭用。花钱还是小事，我往往因为社内编校仅我一人，只得日夜焚膏继晷，绞尽脑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写作的园地，《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都是我那时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炼出我的文笔来。佛教讲布施，看来好像是给人，实则是给自己；如果当初我吝于出资，也就无法培养自己敏锐的觉知与思考的能力。现在想来，真正是：“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写作的习惯，我更发奋笔耕，在各书报杂志发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买了千百份小纪念品送给信徒。我并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报，只想以此广结善缘。后来，有许多学子受了我的鼓励，前来学习佛法。而卖纪念品的小贩也发了小财，在买卖之间，受到佛法的熏习加被，而自愿皈依在三宝座下。后来，台湾到处有佛教小纪念品的流通处，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于此，更印证了“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编辑杂志，还自掏腰包，购买佛教书刊给信众阅读，《菩提树月刊》、《人生杂志》、《觉世旬刊》，及台湾印经处和瑞成书局的佛书，都是我常与人结缘的礼品。我希望大家多读多看，以便思维与佛法契合，成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为净化世间的一股清流。果然，当年受我馈赠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讲台，发挥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钱，成长了佛教如许的花果。诚然，花钱，不光是买自己所需，最好能买取智慧，贡献大众。
还记得二十六年前，叶鹏胜的父亲以做僧鞋为业，卖价一双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购买。经常往来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面店里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阳春面，我都付给五元钱。人皆怪之，我却感到理所当然：因为那时佛教事业并不普遍，身为佛子，我只是想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抛砖引玉，鼓励商人多从事有关佛教的事业，如此一来，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购买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岂不一举两得？
我常到**，**的出租车经常拒载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双倍的车资给司机，希望能改变风气。后来，我更将这种理念扩及一些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买了一大堆当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来之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访问，在小摊子边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没有自己欢喜的东西，只得给每个摊贩泰币一百元，一百多个摊贩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实践我“小小布施”的心愿。
率团出国，观光名胜，我也总是率先购物，俨然一副采购团团长的模样。其实，我自奉甚俭，并不需要那些纪念品，只是我知道：随行的信徒看到我买，就会跟进，让他们跟那些小贩结缘，也是好事。甚至我组织弘法探亲团到大陆时，看到徒众与商家讨价还价，也会被我斥责，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索价是高了一些，但他们的生活那么贫苦，我们怎么忍心还价。
我没有购买的习惯，但要买时，从未想买便宜货，总怕商人不赚钱。我以为，本着一种欢喜结缘的心去消费购买，将使商人因经济改善而从事产品质量的改良创新。钱，与其购买自己的方便，不如用来购买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贵。如此一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会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创办寿山佛学院，免费供应膳宿给学佛的青年。于是，我节衣缩食，以便支付巨额的教育费用。不长于经忏佛事的我，也甘愿到殡仪馆诵经，替丧家通宵助念，并且费心于各处张罗师资。此外，我一有了红包，即设法添置设备。一次购买一张、两张椅凳，三本、四本图书，点点滴滴地累积下来，教室就一间间增多了，图书馆也占据了好多间。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负担，因为我始终觉得是为“大家”买的，而不是为“个人”买的。“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想来也不过是向来“以众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济功德会刚成立时，我也刚在佛光山开山，即曾以十万元赞助。就在那时，听说台中有一位素未谋面的青年硕士欲至日本攻读佛学博士，惟囿于经济困难，无法如愿。我立即亲自送了十万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资助青年学者到国外游学，以增进其阅历……像这种补助文教慈善之事不胜枚举。如今，我看到慈济功德会蓬勃发展，青年学者在佛教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成长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我们能以“享有而不拥有”的观念来理财，自然能时时分享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乐趣。
一九五○年，煮云法师从舟山到台湾，我将刚裁缝好的一件长衫送给他，从此，我在圆光寺一袭短衫过了两年；早年开山时，万般困难，某法师向我借八十万元，念及他是长者，我也尽力筹措，后来知道他只是为了试试我的为人，心中也有不满。我多次率团到日本开会，团里的法师要求我替他们出旅费，当时，我自理都稍有困难，遑论顾及他人，但我还是多方设法，满足所需。过去，一些同参朋友在台湾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经对我不起，我也不念旧恶，时予资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钱，我也尽己之力顺应所求。平日看到别人不慎遗失钱财，一副焦急的模样，自然会升起恻隐之心，还自愿出钱帮助，解决困难。我不富有，但肯散财，我不曾因此而贫穷，“钱用了”，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复何求？只是有些厚颜之士，往往狮子大开口，索资数万乃至百万，虽说钱是用来消灾解难，但我不愿给予，因为金钱是“净财”，不能让它成为“脏钱”。
我于各处弘法时，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搜集。早期迫于经济穷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饭钱，以充购买之资；为了节省运费，我总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里迢迢亲自将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讥议，认为我是在跑单帮，经营生意，我从不加以辩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陈列馆”；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国西来寺建了“佛教宝藏馆”；现在，我又为巴黎古堡道场搜集佛教法物。所有这些馆内的一品一物，无不是我多年来如此苦心的搜集。成立以来，虽然年年均因维护费用的庞大开销而入不敷出，但是，从来宾赞许的声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来的信念：“钱，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实则蕴含了无比丰沛的生命，以其简洁有力的方式，无言地宣说了佛教悠久伟大的历史、文化、艺术，这种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建设，才是无价的财宝。钱财，不只是用来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更应该用来**众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经有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因人介绍，前来找我，表示要跟随我学习佛法。那时，我自己托身何处都感困难，只有婉言拒绝，但在她临走时，我又非常不忍，当下即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元相赠，以为她另寻佛学院，作为学道之资。没想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她居然以十万倍的捐款作为报答，并且护法护僧，不遗余力。她，就是素有“黄仙姑”之称的黄丽明居士。对于此事，她津津乐道，而我更加确定：“钱用了”，不但“是自己的”，而且还有百千万倍的利息。布施金钱，不是用来买一份虚名，不是在于数目的多寡，而是以一份诚心来赢得自己的欢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于弟子徒众间，解囊纾困。佛光山单位与单位间，有时或因权责问题，或因财务困难，或因立场不同，而对某些需要用钱的个案争论计较。我知道后，一句“我出这笔钱”，自能化干戈为玉帛。佛光山多年来平安和谐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获吗？因此，我始终坚持：“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为我有这种“钱，用了才是自己的”理念与不储财的性格，佛光山也一直本着“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的宗风来安僧办道，多年来，不但未曾有些许盈余，反而负债累累；虽然日日难过，但也日日过去，倒也相安无事。佛光山没有人抢着去当当家住持，争着去管理财务，大家凭着一股牺牲小我的精神来服务社会，奉献众生，说来也是我的福气，比拥有金钱更具有意义啊！
反观涛涛浊世中，一些人坐拥财富珍宝，出入汽车洋房，一旦死后，尸骨未寒，不肖子孙即为分配财产而争论不休。生前的所有钱财不但带不走，尚且形成后世的祸源，宁不悲乎？还有一些人，汲汲营营，贪图小利，放高利贷，招人标会，于金钱之积聚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倒债倒会，一生的辛苦还是归为别人所有，宁无悔乎？在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即已说明：财富是五家所共有——水火、刀兵、盗贼、暴政和不肖子孙，因此教我们要布施结缘。有一首诗将这些情况描写得十分贴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舍万文收，
与君寄在坚牢库，汝及子孙享不休。
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文不名，但是我从不自认贫乏，反而觉得世间处处都是财富：一句好话、一件好事、一个方便、一点友谊……都是弥足珍贵。后来我有了供养，只以为这是宿因所现的福报，实不足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钱如水，必须要流动，才能产生大用；渐而体悟到如何用钱，是一种甚深的智慧。而用钱最好使大众都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般若宝藏，才能使自己永远享有用钱的快乐。所以，我深深觉得：拥有钱是福报，会用钱才是智慧。
（一九九三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