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节 法律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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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远的就不说了，二十年前，电影《碟中谍》里出现了很多微型监听和监视设备。以现在的眼光看，也就相当于一部智能手机，同时具备了录音、录像、拍摄、信息发送等一系列功能。你再回过头看看咱们建国初期的谍战片，无论微型照相机，还是监听录音设备，根本比不上智能手机。”
“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刚建国的时候，咱们国家文盲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那时候全社会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非常粗浅，几乎停留在“杀人偿命”这种基础性逻辑思维层面。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说我们国家没有法制？在时代差异面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也在查缺补漏，不断完善整个司法系统。”
“如果你把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史做一个图表，以五年为阶段，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梯次向上的发展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教育全民化的前提下，文化自信也在逐年提升。”
“小虎你想想，你跟一帮大老粗讲法律有用吗？他们不揍你一顿才怪。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整个社会文盲的数量已经缩减到极低比例。一百个人，有九十个懂法，并且以法律对社会行为形成制约框架，剩下的十个人就会被迫服从，进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这就是群体效应。”
“还有就是物质。看过冯校刚的那部电影《一九四二》吗？或者你翻翻书，看看历朝历代的饥荒，这人饿极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只有吃饱肚子才会服从社会规则。“仓廪足而知时节”，这话放到任何时代都管用。”
“再有就是贫穷。“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有着历史依据。还是一百个人，一个亿万富翁，九十九个勉强温饱的穷人，这个富翁是不是很危险？说句不好听的，被九十九个穷鬼包围的有钱人，就是一个金灿灿的猪头。所以当年邓公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
虎平涛目光微凝：“是的……可当年富起来的那些人，很多都不会这样想。”
“仇富心理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雷跃继续道：“但只要这个亿万富翁拿出一部分钱，咱们也不说什么共同富裕吧！只要他能使周围的人提高收入，就能对整个人群产生共感效应。只有这样，才会形成法律监督与约束框架的前提。”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穷人是因为懒惰才变得穷困。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很多人的贫穷是因为外部环境，与个人努力无关。”
“回过头来再说李丽红。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群体受教育程度。她只上过小学，大部分村里人甚至达不到她这样的文化程度。他们不识字，就不懂法。虽然当地派出所每年都会搞“普法下乡”活动，但很多村子都是当做上级指派的任务敷衍了事。”
“九四年的时候，我带队去洪河州下面的一个村子搞普法宣传。后来发现这样做几乎没什么用。当地村民遇到纠纷，都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出面调解。李丽红的遭遇也是如此，在传统的家长制和族长制面前，很多问题都被掩盖下来。”
“即便是现在，很多地方的观念仍然是男尊女卑。李丽红的父母就是因为重男轻女，才把她送给别人领养。家家户户都想生儿子啊！都认为那才是传宗接代的真谛。以前我在乡下办案的时候，见过一户人家，接连生了八个女儿。那家的媳妇因为接连生育，已经瘦得不成人形，可还是怀孕了。当时还有计划生育控制着，他们家一直在交罚款，家里穷得连每人一套完整的衣服裤子都穿不上，还是咬着牙生孩子。我当时也不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与各地农村接触多了，才逐渐理解那种根深蒂固的家族式思维。”
“在家里，李丽红连上桌吃饭的权力都没有，她养父一句话就能决定命运，让她嫁给谁就必须嫁给谁……她敢反抗吗？她能反抗吗？更不要说是报警。”
“除了以杀人为手段解决问题，她找不到第二条路。”
“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城里的女人，小资、轻奢、追求独立和自由，再对比李丽红……真的，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远离城市山村里的女人苦啊！我再给你说个故事：九六年，我在边境缉毒站工作，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旁边有个寨子。那里的女人结婚后就承担全部家务。早上五点，女人起来背着孩子上山割胶，然后回家做早饭，吃完她自己那份，把丈夫的早餐放在锅里，用热水温着，女人就把孩子装进箩筐，一个人牵着牛下地干活。男人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爬起来，吃完早饭把碗一扔，就在寨子里转悠，打牌吹牛，喝酒串门……等到晚上女人回家，做好晚饭，男人才玩够了回来，吃完饭就抽水烟，然后睡觉。”
“没人愿意当牛做马，但她们的反抗只能得到一顿拳头。李丽红被打怕了，尽管她的体能强于养父母，她仍然不敢反抗。”
“所以法制不能单纯归列为制度不完善。为什么国家一直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如果不让位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富起来，就谈不上对法律的服从和约束。”
“普法工作很重要。就说边境上的那些村寨，以前，很多村民都没有“贩毒违法”的概念。他们认为这是讨生活，直到我们的普法工作队一次次进村开展工作，不断的宣传，他们才逐渐扭转概念。所以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长期且不断修正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完全适用于所有人群的法律，但我们身为警察，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王雄杰从审讯室方向走过来。他绕过雷跃，在虎平涛身边站定，认真地说：“不管有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随着国家不断强盛，法律制度只会越来越健全。像李丽红这样因为不懂法而产生的案件，只会越来越少。”
雷跃仰起头，注视着被初升太阳映成金黄色的天空，淡淡地说：“其实我很喜欢斯皮尔伯格拍的那部电影《少数派报告》。如果真有办法预知犯罪，从源头上进行遏制，那我们的工作就简单多了。”
虎平涛也看过《少数派报告》。他打趣道：“如果真那样的话，我们就都得失业了。”
王雄杰把脸侧朝一边，捂着嘴“吃吃”偷笑。
雷跃一怔，随即发出爽朗的大笑。
……
上午九点，古渡分局局长办公室。
熊杰对这个案子很关注。一来是因为旧案有了新线索，二来是如果能从李丽红那里查获被藏匿的毒资，就有可能从李荣凯身上继续深挖，扩大战果。
因为虎平涛从李娜玩游戏的举动联想到搀兑酒精，昨天晚上刑警队和缉毒队共同对李丽红进行了二次审讯。当时太晚，案情也尚不明确，后来李丽红供述，形成纸面文件，已经是凌晨六点多。
刚走进办公室，张广宏就把一份刚整理好的案情简述送到熊杰面前。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连说话都带着高兴的颤音：“熊局，李丽红的那个案子已经破了。她藏匿李荣凯贩毒集团的赃款多达两千万以上。”
熊杰正拧开杯子往里面放茶叶，听到这个数字，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手上的茶叶散落在桌上。他惊讶地问：“这么多？”
查获毒品与查获贩毒款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滇省地处边疆，与多个邻国接壤。边境各缉毒站点与省厅每年查获的毒品高达“吨”计为单位。相比之下，查获的毒资数量较少，超过五百万就是很大的数目。
张广宏带着故意卖弄的神情：“熊局，李丽红的问题不光是藏匿毒资。昨天晚上缉毒队又从她身上挖出另一起杀人案。王雄杰赶过去共同审讯，现在她已经供述签字了。”
“杀人案？”熊杰盯着张广宏递过来的那份文件，震惊的同时，目光也变得犀利起来：“快给我看看。”
审讯纪录有厚厚的一摞，熊杰看得很仔细。他足足花了半小时才看完，合上文件夹的时候，他凝眉沉思，眼角微缩，又缓缓舒展开来。
“照这么说，是虎平涛从李丽红的孩子身上发现破绽？”熊杰手指点了点文件，抬起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张文宏。
张文宏点头回答：“是的。昨天雷跃命令抓捕李丽红，下午放学的时候派人接她女儿过来。小虎在前几天摸查案子的时候受了伤，一直在办公室陪着李丽红的女儿，他就是那时候发现了问题。”
(感谢“苏轼弟弟”的万赏，感谢各位书友的打赏和投票，老黑爱你们)
“现在的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远的就不说了，二十年前，电影《碟中谍》里出现了很多微型监听和监视设备。以现在的眼光看，也就相当于一部智能手机，同时具备了录音、录像、拍摄、信息发送等一系列功能。你再回过头看看咱们建国初期的谍战片，无论微型照相机，还是监听录音设备，根本比不上智能手机。”
“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刚建国的时候，咱们国家文盲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那时候全社会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非常粗浅，几乎停留在“杀人偿命”这种基础性逻辑思维层面。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说我们国家没有法制？在时代差异面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也在查缺补漏，不断完善整个司法系统。”
“如果你把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史做一个图表，以五年为阶段，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梯次向上的发展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教育全民化的前提下，文化自信也在逐年提升。”
“小虎你想想，你跟一帮大老粗讲法律有用吗？他们不揍你一顿才怪。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整个社会文盲的数量已经缩减到极低比例。一百个人，有九十个懂法，并且以法律对社会行为形成制约框架，剩下的十个人就会被迫服从，进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这就是群体效应。”
“还有就是物质。看过冯校刚的那部电影《一九四二》吗？或者你翻翻书，看看历朝历代的饥荒，这人饿极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只有吃饱肚子才会服从社会规则。“仓廪足而知时节”，这话放到任何时代都管用。”
“再有就是贫穷。“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有着历史依据。还是一百个人，一个亿万富翁，九十九个勉强温饱的穷人，这个富翁是不是很危险？说句不好听的，被九十九个穷鬼包围的有钱人，就是一个金灿灿的猪头。所以当年邓公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
虎平涛目光微凝：“是的……可当年富起来的那些人，很多都不会这样想。”
“仇富心理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雷跃继续道：“但只要这个亿万富翁拿出一部分钱，咱们也不说什么共同富裕吧！只要他能使周围的人提高收入，就能对整个人群产生共感效应。只有这样，才会形成法律监督与约束框架的前提。”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穷人是因为懒惰才变得穷困。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很多人的贫穷是因为外部环境，与个人努力无关。”
“回过头来再说李丽红。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群体受教育程度。她只上过小学，大部分村里人甚至达不到她这样的文化程度。他们不识字，就不懂法。虽然当地派出所每年都会搞“普法下乡”活动，但很多村子都是当做上级指派的任务敷衍了事。”
“九四年的时候，我带队去洪河州下面的一个村子搞普法宣传。后来发现这样做几乎没什么用。当地村民遇到纠纷，都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出面调解。李丽红的遭遇也是如此，在传统的家长制和族长制面前，很多问题都被掩盖下来。”
“即便是现在，很多地方的观念仍然是男尊女卑。李丽红的父母就是因为重男轻女，才把她送给别人领养。家家户户都想生儿子啊！都认为那才是传宗接代的真谛。以前我在乡下办案的时候，见过一户人家，接连生了八个女儿。那家的媳妇因为接连生育，已经瘦得不成人形，可还是怀孕了。当时还有计划生育控制着，他们家一直在交罚款，家里穷得连每人一套完整的衣服裤子都穿不上，还是咬着牙生孩子。我当时也不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与各地农村接触多了，才逐渐理解那种根深蒂固的家族式思维。”
“在家里，李丽红连上桌吃饭的权力都没有，她养父一句话就能决定命运，让她嫁给谁就必须嫁给谁……她敢反抗吗？她能反抗吗？更不要说是报警。”
“除了以杀人为手段解决问题，她找不到第二条路。”
“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城里的女人，小资、轻奢、追求独立和自由，再对比李丽红……真的，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远离城市山村里的女人苦啊！我再给你说个故事：九六年，我在边境缉毒站工作，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旁边有个寨子。那里的女人结婚后就承担全部家务。早上五点，女人起来背着孩子上山割胶，然后回家做早饭，吃完她自己那份，把丈夫的早餐放在锅里，用热水温着，女人就把孩子装进箩筐，一个人牵着牛下地干活。男人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爬起来，吃完早饭把碗一扔，就在寨子里转悠，打牌吹牛，喝酒串门……等到晚上女人回家，做好晚饭，男人才玩够了回来，吃完饭就抽水烟，然后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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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制不能单纯归列为制度不完善。为什么国家一直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如果不让位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富起来，就谈不上对法律的服从和约束。”
“普法工作很重要。就说边境上的那些村寨，以前，很多村民都没有“贩毒违法”的概念。他们认为这是讨生活，直到我们的普法工作队一次次进村开展工作，不断的宣传，他们才逐渐扭转概念。所以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长期且不断修正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完全适用于所有人群的法律，但我们身为警察，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王雄杰从审讯室方向走过来。他绕过雷跃，在虎平涛身边站定，认真地说：“不管有什么原因，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随着国家不断强盛，法律制度只会越来越健全。像李丽红这样因为不懂法而产生的案件，只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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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平涛也看过《少数派报告》。他打趣道：“如果真那样的话，我们就都得失业了。”
王雄杰把脸侧朝一边，捂着嘴“吃吃”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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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虎平涛从李娜玩游戏的举动联想到搀兑酒精，昨天晚上刑警队和缉毒队共同对李丽红进行了二次审讯。当时太晚，案情也尚不明确，后来李丽红供述，形成纸面文件，已经是凌晨六点多。
刚走进办公室，张广宏就把一份刚整理好的案情简述送到熊杰面前。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连说话都带着高兴的颤音：“熊局，李丽红的那个案子已经破了。她藏匿李荣凯贩毒集团的赃款多达两千万以上。”
熊杰正拧开杯子往里面放茶叶，听到这个数字，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手上的茶叶散落在桌上。他惊讶地问：“这么多？”
查获毒品与查获贩毒款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滇省地处边疆，与多个邻国接壤。边境各缉毒站点与省厅每年查获的毒品高达“吨”计为单位。相比之下，查获的毒资数量较少，超过五百万就是很大的数目。
张广宏带着故意卖弄的神情：“熊局，李丽红的问题不光是藏匿毒资。昨天晚上缉毒队又从她身上挖出另一起杀人案。王雄杰赶过去共同审讯，现在她已经供述签字了。”
“杀人案？”熊杰盯着张广宏递过来的那份文件，震惊的同时，目光也变得犀利起来：“快给我看看。”
审讯纪录有厚厚的一摞，熊杰看得很仔细。他足足花了半小时才看完，合上文件夹的时候，他凝眉沉思，眼角微缩，又缓缓舒展开来。
“照这么说，是虎平涛从李丽红的孩子身上发现破绽？”熊杰手指点了点文件，抬起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张文宏。
张文宏点头回答：“是的。昨天雷跃命令抓捕李丽红，下午放学的时候派人接她女儿过来。小虎在前几天摸查案子的时候受了伤，一直在办公室陪着李丽红的女儿，他就是那时候发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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