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八章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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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桥对如何处理与晏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大的困惑。
他趁着难得的无人到办公室之机，在脑中理了理这一层关系。是向前走，向后走，还是保持不变，一时之间无法做出决断。
向前走，则是恢复以前的恋爱关系。
向后走，则是恢复不相往来的隔绝关系。
保持不变，则是偶尔通个电话，见见面，但是不再是恋人。
王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抬手看了看手表，接近五点钟，马上要开班子会。他脑中立即涌进来办不完的事情，将晏琳问题挤占开去。
与信访有关的办公会在重要节假日是无法回避的，这是政治任务。如果没有开会研究，没有会议记录，没有具体措施，出了事情被上级倒查回来，则是吃不了兜着走。王桥初当镇长，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镇内经济和社会事业各方面都抓起来，抓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与信访有关的人和事只是全镇工作的极少部分，但是却牵涉了太多精力和金钱。
王桥这位最基层政府的一把手也经常换位思考。若真是放任全国钉子户都流向都城，则云集着全世界媒体、各界精英的都城将会上演一场场好戏，影响绝对不好。这是简单的事实，无法否认。
为什么钉子户爱告状，爱朝都城跑，原因很复杂，一是历史原因，清官戏太深入人心（不是清宫戏），形成集体无意识。拦冤告状成为解决重大冤屈的最可靠甚至是唯一手段，这就形成了山南社会的清官情结以及告状情结；二是法律不健全和意识淡薄，人们相信行政力量强于相信法律力量；三是基层组织明显削弱；四是宣传舆论上有偏差。
五点钟，准时开会。
会议就只有一个议程。由党委书记宋鸿礼传达县委会议精神，他开篇就讲道：“县委会议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县的干扰。”说了这句话，他顿了顿，道：“城关镇的目的也就是一个，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镇的干扰。县委吉书记点了我的名。只要城关镇稳住了，半个昌东县就稳住了，大家千万不要马虎。方法都是老套筒，对重点人员进行排查、监控，严防死守。”
“我具体讲七层意思，第一是全面排查。心中有数，不当糊涂官；第二是领导包案、责任到人、明确责任，从镇班子成员到机关干部再到村组干部层层负责，层层分包，哪个环节出问题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三是解决问题才是根本出路，解决掉一个问题就少一颗地雷，要特别关注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排水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四是耳朵要竖起来。凡是风吹草动，立刻要反应过来，不要等到人走了三四天，你们几爷子还不晓得。除了耳朵要灵，嘴巴还得快，发现问题赶紧给报告，别捂在手里出大事；五是要有预案；六是要严格责任追究。原则是属地管理，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谁的孩儿哭了谁抱走；七是每个人切实负起责任，每天下午听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及包案人员的汇报。”
这几条措施都是硬绑绑的，如果工作做虚了，必然要出问题。在座的班子成员意识到肩上责任，脸上表情沉甸甸的。
宋鸿礼将七条方略讲完，又道：“我们在年前对每个钉子户都划分了责任，现在就从我开始，逐一汇报各自负责钉子户的情况。”
王桥负责两户钉子户，提起这两户就一阵牙痛。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喜剧性和悲剧性往往是坐而论道者无法想象的。王桥所负责的有一位钉了户叫朱兴东，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小包工头，满脸皱纹和风尘，满手老茧，一副劳苦大众的形象。
王桥曾经到其家中和他有过一段对话。
王桥喜欢开门见山谈事，几句之后，道：“老朱，今年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朱兴东道：“没有，我给华柳乡盖房子，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工程款一直未结给我。我没有饭吃，没得办法，只能找上级领导。”
王桥道：“上一次我们聊了以后，我就托人到华柳乡去问了，他们说工程款全额都结了，还把票据复印了。这是复印件，你看一看。”
朱兴东瞄了一眼复印件，道：“那个工程是我包的，我没有领到钱，就不算数。”
王桥道：“是你的亲弟弟把钱领了，你们两人在一起做工程，你来领和你弟弟来领，有什么区别。现在你应该找你弟弟还钱。”
朱兴东道：“我弟弟拿了钱就找不到人了。工程是我承包的，华柳乡没有拿钱给我，这是事实吧。”
王桥道：“据华柳乡的人说，做工程的时候，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都是你弟弟在跟政府联系，凡是涉及工程方面的多数签字都是你弟弟签的。”
朱兴东翻了一个白眼，道：“王镇长，听说你是大学生，怎么不讲道理。我说得很清楚，我才是工程承包人，为什么把钱给其他人，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
王桥略有苦笑，又道：“从事实上来说，你弟弟是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合同上也是这样写的，有他的名字，华柳乡把钱付给你弟弟，也不错。你如果认为不妥，可以走法律途径，用不着到都城反复上访。”
朱兴东用无奈地眼光看着王桥，道：“王镇，你还没有弄明白。我再说一遍，我是真正的工程承包人，我做了工程，没有拿到钱，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华柳乡不给一个说法，我就找静州市，静州市给不了一个说法，我就找山南省，山南省不给说法，我就找都城。解放几十年了，总得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王桥道：“你可以打官司啊？”
朱兴东又给了王桥一个白眼，道：“我是农民，农民和政府打官司，什么时候打赢过，戏里就唱过，官官相护心眼黑。反正你们当官的怕上访，我就不停上访，直到你们把我的钱还给我。”他眼神坚毅地看着前方，道：“只有没有拿到我的合法收入，我就要永远上访，跑都城，跑联合国都不怕。”
朱兴东一幅生命不停上访不止的偏执态度，让试图讲道理和讲事实的王桥憋得差点吐血。
华柳乡是静州下属另一个县的乡镇。此事发生在华柳乡，作为城关镇代理镇长的他根本无权管理这事，托了在那边工作的朋友去过问一下，华柳乡一下就拿出付款的全套资料。朱兴东屡次上访后，华柳乡特意报了案，只是无法找到朱兴东，此事就挂了起来。现在朱兴东上访要工程款，华柳乡在财力十分紧张情况下，应该付的已经付清了，不可能再付。
事情到这里时，本与王桥没有半点关系。与王桥发生关系的原因是朱兴东是昌东县城关镇人，家住在城关镇。每次到都城上访，一问籍贯，朱兴东就言不改姓坐不改名地报“昌东城关镇”，与身份证也相符。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就把这人记录为昌东县，不论是一票否决还是扣分，都算在了昌东县委头上。
这是天降祸事，躲都无法躲。
不幸中的万幸是王桥负责的另一个老钉子户正在生病，卧床不起，暂时没有上访的可能性。
所有班子成员都汇报了一遍老钉子户的情况，宋鸿礼脸上黑线密布，难得地显现出忧心。不是面容严肃，而是心有忧虑。这几年信访工作力度越加越大，镇里能解决的都解决了，剩下的全是积年硬骨头，如宋鸿礼这种老江湖都觉得头痛。
当最后一位班子成员汇报结束后，宋鸿礼难得地发了一句牢骚，道：“马的，都是些什么烂事。”
黎陵秋道：“宋书记，我有一个想法。开两会的时候，我们把所有钉子户集中起来搞几天旅行，逛逛风景区，朝风景优美的边远山区拉，弄点好吃的，两会结束以后才回来，这样就免得他们跑。”
宋鸿礼望着王桥道：“王镇，你的意思？”
王桥知道其他地区这样干过，道：“虽然这是一个会哭孩子有糖吃的错误法子，但是要确保万无一失，这还是一个好点子，我同意。让赵梅提前准备一笔钱，随时可以出发。”
宋鸿礼又问其他人：“你们有没有意见？”
班子成员们自然乐得轻松，都支持。
宋鸿礼道：“那就定下来，找一个合适名义，组织一次钉子户旅行，把这几天时间耗过。我来点个将，活动就由黎委员和绍杰副书记带队，随行人员由你们两人商量。”
黎陵秋是宣传委员，是组织活动的行家，加上此案又是她提议，所以由她带队很自然。
李绍杰是新任的分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由检察院下派到城关镇工作三年。以前信访工作是由王桥分管，李绍杰到位后，信访稳定这一块就理所当然交给了他。
检察院遇到的事情虽然复杂，但是其本身职责任很硬，手段够强，同志们齐心协力，往往就把天大的难事办了。李绍杰到了城关镇就发现镇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弹性的，手段更是缺乏。如今还遇到这种请信访人员旅行的奇葩事情，让他苦笑不得，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下来。
会议结束，大家散去。
王桥与宋鸿礼并排走在一起。王桥道：“上访者有部分是性格偏执，还有部分纯粹是无理取闹，另一部分则与基层组织建设出现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要解决大部分信访问题，旅行只是一时之计，最终还是得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入手。”
宋鸿礼哦了一声，道：“王镇跑了一圈，有什么新想法？”
（第三百四十八章）(未完待续。)
王桥对如何处理与晏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大的困惑。
他趁着难得的无人到办公室之机，在脑中理了理这一层关系。是向前走，向后走，还是保持不变，一时之间无法做出决断。
向前走，则是恢复以前的恋爱关系。
向后走，则是恢复不相往来的隔绝关系。
保持不变，则是偶尔通个电话，见见面，但是不再是恋人。
王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抬手看了看手表，接近五点钟，马上要开班子会。他脑中立即涌进来办不完的事情，将晏琳问题挤占开去。
与信访有关的办公会在重要节假日是无法回避的，这是政治任务。如果没有开会研究，没有会议记录，没有具体措施，出了事情被上级倒查回来，则是吃不了兜着走。王桥初当镇长，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镇内经济和社会事业各方面都抓起来，抓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与信访有关的人和事只是全镇工作的极少部分，但是却牵涉了太多精力和金钱。
王桥这位最基层政府的一把手也经常换位思考。若真是放任全国钉子户都流向都城，则云集着全世界媒体、各界精英的都城将会上演一场场好戏，影响绝对不好。这是简单的事实，无法否认。
为什么钉子户爱告状，爱朝都城跑，原因很复杂，一是历史原因，清官戏太深入人心（不是清宫戏），形成集体无意识。拦冤告状成为解决重大冤屈的最可靠甚至是唯一手段，这就形成了山南社会的清官情结以及告状情结；二是法律不健全和意识淡薄，人们相信行政力量强于相信法律力量；三是基层组织明显削弱；四是宣传舆论上有偏差。
五点钟，准时开会。
会议就只有一个议程。由党委书记宋鸿礼传达县委会议精神，他开篇就讲道：“县委会议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县的干扰。”说了这句话，他顿了顿，道：“城关镇的目的也就是一个，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镇的干扰。县委吉书记点了我的名。只要城关镇稳住了，半个昌东县就稳住了，大家千万不要马虎。方法都是老套筒，对重点人员进行排查、监控，严防死守。”
“我具体讲七层意思，第一是全面排查。心中有数，不当糊涂官；第二是领导包案、责任到人、明确责任，从镇班子成员到机关干部再到村组干部层层负责，层层分包，哪个环节出问题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三是解决问题才是根本出路，解决掉一个问题就少一颗地雷，要特别关注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排水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四是耳朵要竖起来。凡是风吹草动，立刻要反应过来，不要等到人走了三四天，你们几爷子还不晓得。除了耳朵要灵，嘴巴还得快，发现问题赶紧给报告，别捂在手里出大事；五是要有预案；六是要严格责任追究。原则是属地管理，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谁的孩儿哭了谁抱走；七是每个人切实负起责任，每天下午听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及包案人员的汇报。”
这几条措施都是硬绑绑的，如果工作做虚了，必然要出问题。在座的班子成员意识到肩上责任，脸上表情沉甸甸的。
宋鸿礼将七条方略讲完，又道：“我们在年前对每个钉子户都划分了责任，现在就从我开始，逐一汇报各自负责钉子户的情况。”
王桥负责两户钉子户，提起这两户就一阵牙痛。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喜剧性和悲剧性往往是坐而论道者无法想象的。王桥所负责的有一位钉了户叫朱兴东，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小包工头，满脸皱纹和风尘，满手老茧，一副劳苦大众的形象。
王桥曾经到其家中和他有过一段对话。
王桥喜欢开门见山谈事，几句之后，道：“老朱，今年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朱兴东道：“没有，我给华柳乡盖房子，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工程款一直未结给我。我没有饭吃，没得办法，只能找上级领导。”
王桥道：“上一次我们聊了以后，我就托人到华柳乡去问了，他们说工程款全额都结了，还把票据复印了。这是复印件，你看一看。”
朱兴东瞄了一眼复印件，道：“那个工程是我包的，我没有领到钱，就不算数。”
王桥道：“是你的亲弟弟把钱领了，你们两人在一起做工程，你来领和你弟弟来领，有什么区别。现在你应该找你弟弟还钱。”
朱兴东道：“我弟弟拿了钱就找不到人了。工程是我承包的，华柳乡没有拿钱给我，这是事实吧。”
王桥道：“据华柳乡的人说，做工程的时候，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在，都是你弟弟在跟政府联系，凡是涉及工程方面的多数签字都是你弟弟签的。”
朱兴东翻了一个白眼，道：“王镇长，听说你是大学生，怎么不讲道理。我说得很清楚，我才是工程承包人，为什么把钱给其他人，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
王桥略有苦笑，又道：“从事实上来说，你弟弟是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合同上也是这样写的，有他的名字，华柳乡把钱付给你弟弟，也不错。你如果认为不妥，可以走法律途径，用不着到都城反复上访。”
朱兴东用无奈地眼光看着王桥，道：“王镇，你还没有弄明白。我再说一遍，我是真正的工程承包人，我做了工程，没有拿到钱，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华柳乡不给一个说法，我就找静州市，静州市给不了一个说法，我就找山南省，山南省不给说法，我就找都城。解放几十年了，总得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王桥道：“你可以打官司啊？”
朱兴东又给了王桥一个白眼，道：“我是农民，农民和政府打官司，什么时候打赢过，戏里就唱过，官官相护心眼黑。反正你们当官的怕上访，我就不停上访，直到你们把我的钱还给我。”他眼神坚毅地看着前方，道：“只有没有拿到我的合法收入，我就要永远上访，跑都城，跑联合国都不怕。”
朱兴东一幅生命不停上访不止的偏执态度，让试图讲道理和讲事实的王桥憋得差点吐血。
华柳乡是静州下属另一个县的乡镇。此事发生在华柳乡，作为城关镇代理镇长的他根本无权管理这事，托了在那边工作的朋友去过问一下，华柳乡一下就拿出付款的全套资料。朱兴东屡次上访后，华柳乡特意报了案，只是无法找到朱兴东，此事就挂了起来。现在朱兴东上访要工程款，华柳乡在财力十分紧张情况下，应该付的已经付清了，不可能再付。
事情到这里时，本与王桥没有半点关系。与王桥发生关系的原因是朱兴东是昌东县城关镇人，家住在城关镇。每次到都城上访，一问籍贯，朱兴东就言不改姓坐不改名地报“昌东城关镇”，与身份证也相符。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就把这人记录为昌东县，不论是一票否决还是扣分，都算在了昌东县委头上。
这是天降祸事，躲都无法躲。
不幸中的万幸是王桥负责的另一个老钉子户正在生病，卧床不起，暂时没有上访的可能性。
所有班子成员都汇报了一遍老钉子户的情况，宋鸿礼脸上黑线密布，难得地显现出忧心。不是面容严肃，而是心有忧虑。这几年信访工作力度越加越大，镇里能解决的都解决了，剩下的全是积年硬骨头，如宋鸿礼这种老江湖都觉得头痛。
当最后一位班子成员汇报结束后，宋鸿礼难得地发了一句牢骚，道：“马的，都是些什么烂事。”
黎陵秋道：“宋书记，我有一个想法。开两会的时候，我们把所有钉子户集中起来搞几天旅行，逛逛风景区，朝风景优美的边远山区拉，弄点好吃的，两会结束以后才回来，这样就免得他们跑。”
宋鸿礼望着王桥道：“王镇，你的意思？”
王桥知道其他地区这样干过，道：“虽然这是一个会哭孩子有糖吃的错误法子，但是要确保万无一失，这还是一个好点子，我同意。让赵梅提前准备一笔钱，随时可以出发。”
宋鸿礼又问其他人：“你们有没有意见？”
班子成员们自然乐得轻松，都支持。
宋鸿礼道：“那就定下来，找一个合适名义，组织一次钉子户旅行，把这几天时间耗过。我来点个将，活动就由黎委员和绍杰副书记带队，随行人员由你们两人商量。”
黎陵秋是宣传委员，是组织活动的行家，加上此案又是她提议，所以由她带队很自然。
李绍杰是新任的分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由检察院下派到城关镇工作三年。以前信访工作是由王桥分管，李绍杰到位后，信访稳定这一块就理所当然交给了他。
检察院遇到的事情虽然复杂，但是其本身职责任很硬，手段够强，同志们齐心协力，往往就把天大的难事办了。李绍杰到了城关镇就发现镇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弹性的，手段更是缺乏。如今还遇到这种请信访人员旅行的奇葩事情，让他苦笑不得，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下来。
会议结束，大家散去。
王桥与宋鸿礼并排走在一起。王桥道：“上访者有部分是性格偏执，还有部分纯粹是无理取闹，另一部分则与基层组织建设出现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要解决大部分信访问题，旅行只是一时之计，最终还是得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入手。”
宋鸿礼哦了一声，道：“王镇跑了一圈，有什么新想法？”
（第三百四十八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