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山穷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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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抗抗虽说没有病，可瘦弱的已经是病态了。
在生产队的时候强撑着，回来了，思想上一放松就再也撑不住，又走了不少的路，在姚远背上开始发烧，到了家小脸通红，直接就是高烧的样子，站都站不住。
没有办法，大家顾不上别的，只好再由姚远背着她，直接去了矿机医院。
这下不用装病，是果真病了。
抗抗内衣里缝着姚远给她的那块牙膏皮，去放射科一透视，医生也怀疑她是肺结核，立刻安排住院，打吊瓶消炎，忙活一晚上，烧才渐渐退了。
三天以后，姜抗抗病好了，稳定住，姜姨就没有再让她在医院里住下去。
住院得花钱啊，就是按照规定，职工直系亲属半费，姜姨也支付不起费用，坚持把姜抗抗接回家养着。
姜抗抗的诊断证明，医院还是给开的3型肺结核。
当然，这跟姜姨找了相关医生和科室负责人有关系。
关键，还是姜抗抗的身体状况。太瘦了，瘦的几乎到了皮包骨的地步。
抗抗从小好看漂亮，许多矿机的老员工都认得她。突然就变成了这么一副样子，大家都看着心疼。姜姨希望闺女回来，大家也都希望这个过去那么漂亮的女孩，可以活着回到她的妈妈身边来。
大多数的医护人员，都没有过多地去在病理上做追究，很快就填写了诊断证明。
那时候，医院也刚刚恢复秩序。办因病回城，只要开个诊断证明，盖上医院的公章，也就行了，有没有病历的，倒是无所谓。不会像现在这样，不但需要诊断证明，还要有病历，病历还必须带详细用药表格和处置详细过程。
虽然如此，为防万一，姚远还是让姜姨要病历。姜姨又去找医院商量，医院又给写了个简单的诊断和处置过程，就算病历了。
在矿机医院里住了三天，又拿些抗菌的消炎药，姜姨就把抗抗带回家养病。
安顿好抗抗，姚远就带了抗抗的诊断证明和病历，回了抗抗插队的村子，给她办理回城手续。
这个手续到底怎样办理，姚远是不太清楚的。他就直接找了知青点的那个知青队长，把病历和诊断证明给他看，告诉她，抗抗已经确诊了，3型肺结核。
肺结核是强传染性疾病，知青队长是知道的。
姚远就和他商量说:“就算将来抗抗好了，也会携带结核病菌。如果再回来和你们在一起劳动，还是有传染给你们的可能。所以，最好是让她回去，再不要回来。”
知青队长明白这个道理，就让姚远替抗抗写一份回城申请，带着他去找村里的村长，也就是这个生产小队的小队长。
姚远在现代看过知青回城的文学作品，知道回城手续很难办，觉得不保险。怕小队长不同意，就又要求知青队长再写一份证明材料，让和抗抗在一起的每个知青都签字，证明抗抗的确是病的很严重。
知青们也怕抗抗回来了传染他们，就都在那份证明材料上签了字。
姚远又希望知青队长能够陪着他，把回城材料办完，因为他对这里不熟悉，找人比较困难。
那时候的人，还是比较朴实的，特别是对在一个大锅里吃饭的知青战友，那更是没得说。
知青队长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姚远。
肺结核在农村就叫痨病。农民们分不清这个病的类型，但是知道，得上这个病，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基本就跟得了癌症一样，是判了死刑。
而且，癌症不传染，痨病传染。
小队长早就听知青们说了抗抗得病的事，也亲自去看过抗抗。知道抗抗确诊是痨病，二话没说，直接就在姚远的申请书上签字同意，又盖上了村里的印章。
看着那个鲜红的印章，姚远就松了一口气。因为根据他从文学作品里得来的印象，好像知青返城，就村里这个印章最重要，其余也就走个程序了。
知青队长又陪着姚远去了生产大队。果然，大队长简单问几句，就让会计找来印章盖上，嘱咐他们，直接去公社办好手续，抗抗的档案什么的，就会通过邮递，邮回矿机所在的镇上，然后去镇上把户口和粮食本关系恢复过来，就行了。
去公社也就是走个手续，再说这时候天也黑了，去了也办不成，姚远就跟着知青队长回他们住的地方，在那里和他们凑合一夜，等天亮了，再一个人去公社，把最后的手续完成。
知青点里也有矿机过来的知青，他们是认的姚大厦的，知道他过去是傻子，这怎么突然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姚远知道，为了救抗抗，他把姚大傻这个掩护给丢了，就敷衍他们说，他小时候的确是傻，但随着年龄长大，已经渐渐和常人差不多了。
他们熟悉姚大厦，主要还是小时候，都在矿机子弟小学一起读书时的样子。小学以后，姚大厦就不上学了，他们也不见得就了解他以后的情况。
小时候傻，大了逐渐正常的情况，也是有的。知青们在这里生活，条件毕竟远差于城里。时间长了，新鲜劲儿一过，心情都变化很大，也没有人过于在乎姚远傻不傻的事情，只是关心姚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带多少钱，可不可以请他们喝酒，其他根本就不在乎。
姚远过来，当然有所准备。带了些干粮，还有小菜，也带了二十多块钱。
当下拿出钱来，让知青们去村里的合作社买了酒和花生，再加上姚远带来的小菜，大家男男女女都凑到一间屋里，在炕上坐着，炕席就当了饭桌，吃喝一顿。
姚远不喝酒，这些二十来岁的知青们却个个酒量不俗，当晚基本都喝的酩酊大醉，吐的吐，骂街的骂街，哭的哭，折腾到半夜，才一个接一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姚远就去了公社，把自己带来的所有证明和材料都交了上去。
可是，姚远万万没有想到，抗抗的回城手续，竟然会卡在公社里。
公社的办事员收了那些材料，让他下午上班过来拿回执。下午过来，那个办事员却变了口风，说抗抗的诊断证明不合要求，必须是市医院的证明才可以。
姚远就争辩说:“我问过了，诊断证明是市级医院就可以。我们矿机医院是省里确定的市级医院，怎么就不可以呢？”
那个办事员就生硬地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们领导就是这样说的。她真要有病，再去市医院看一下，开个证明不就完了？”
姚远解释说:“我们再去市医院看病，还是要花钱的，花不起呀。再说市医院离我们太远，姜抗抗病的很厉害，实在是去不了。同志你就宽容宽容吧？”
办事员说:“这个你别跟我说，我只管办事。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
姚远就问:“那我找谁说啊？”
办事员就不耐烦说:“这个我管不着，赶紧走吧，别耽误我办公。”
姚远愣是让人家给赶了出来。
那个时代，出差住旅馆，都需要单位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你就是有钱旅馆也不敢收你。
眼看着天色将晚，公社这里姚远没有地方住，只好又回到那个知青点去。
知青队长听姚远说了经过，就怀疑是那个看上姜抗抗的领导从中作梗。因为这些年每年都有知青因为疾病返城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姚远说的这个情况，必须有市医院的证明。
姚远也怀疑是那个领导的事。可是，人家是领导，人家卡着你，你也没有任何办法。
知青队长就叹息一声说:“你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就回去吧。这事就先放一放，等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你再过来办吧？先让抗抗好好养病。”
可是，办不了手续调不回去，抗抗就没有口粮，而且，养好了病，还是要回来插队。养病这段时间，也不会有任何收入。
最关键的，还是抗抗早晚要回来，他为此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晚上，姚远没有心思陪着知青们说话，早早地躺下睡了。其实，他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半夜的时候，他悄悄起来，把知青队长给叫到外面院子里，塞给他一包大前门。
姚远不抽烟，让知青队长抽着烟，帮着他想想，公社里有没有部队上下来的干部？
知青队长烟瘾挺大，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大前门，想了许久，也说了几个，都是当兵回来的，可职务不高，恐怕也不敢得罪那位起关键作用的领导。
就在姚远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知青队长说:“县里有位副县长，是个老军人，参加过抗战的。原先是县一把手，后来变成副县长了。”
姚远终于看到一线希望。
姚大厦的养父，过去就是在这一带打游击，最后加入正规部队，成为师长的。而他的部队，一直就在这一带驻扎。说不定那位副县长，就能认得姚大厦的父亲。
这也仅仅就是一个猜测，希望渺茫。可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去试一试了。
第二天，他就去了县城，直接去县政府，找那位副县长。
县政府门口有看门的，自然就会问他找谁？他就说找马县长。
他说了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在部队时的职务，以及过去的部队番号，然后说:“我是他儿子。你跟马县长说，他要是认得我爸爸，就是我没找错人。他要是不认识，就是重名重姓了。”
一个过去师长的儿子来找马县长，看门的还真不敢不去说，就去了里面的办公室。
好一会儿，看门的都没出来。姚远站在大门口，来回地踱步，心里跟揣了兔子一般。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啊！
终于，远远地看见看门的从三层办公楼的大门里出来。他就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门人，试图从他的脸上，看出些什么来。
其实，这时候，他已经紧张地无力走路，只能那样站着了。
姜抗抗虽说没有病，可瘦弱的已经是病态了。
在生产队的时候强撑着，回来了，思想上一放松就再也撑不住，又走了不少的路，在姚远背上开始发烧，到了家小脸通红，直接就是高烧的样子，站都站不住。
没有办法，大家顾不上别的，只好再由姚远背着她，直接去了矿机医院。
这下不用装病，是果真病了。
抗抗内衣里缝着姚远给她的那块牙膏皮，去放射科一透视，医生也怀疑她是肺结核，立刻安排住院，打吊瓶消炎，忙活一晚上，烧才渐渐退了。
三天以后，姜抗抗病好了，稳定住，姜姨就没有再让她在医院里住下去。
住院得花钱啊，就是按照规定，职工直系亲属半费，姜姨也支付不起费用，坚持把姜抗抗接回家养着。
姜抗抗的诊断证明，医院还是给开的3型肺结核。
当然，这跟姜姨找了相关医生和科室负责人有关系。
关键，还是姜抗抗的身体状况。太瘦了，瘦的几乎到了皮包骨的地步。
抗抗从小好看漂亮，许多矿机的老员工都认得她。突然就变成了这么一副样子，大家都看着心疼。姜姨希望闺女回来，大家也都希望这个过去那么漂亮的女孩，可以活着回到她的妈妈身边来。
大多数的医护人员，都没有过多地去在病理上做追究，很快就填写了诊断证明。
那时候，医院也刚刚恢复秩序。办因病回城，只要开个诊断证明，盖上医院的公章，也就行了，有没有病历的，倒是无所谓。不会像现在这样，不但需要诊断证明，还要有病历，病历还必须带详细用药表格和处置详细过程。
虽然如此，为防万一，姚远还是让姜姨要病历。姜姨又去找医院商量，医院又给写了个简单的诊断和处置过程，就算病历了。
在矿机医院里住了三天，又拿些抗菌的消炎药，姜姨就把抗抗带回家养病。
安顿好抗抗，姚远就带了抗抗的诊断证明和病历，回了抗抗插队的村子，给她办理回城手续。
这个手续到底怎样办理，姚远是不太清楚的。他就直接找了知青点的那个知青队长，把病历和诊断证明给他看，告诉她，抗抗已经确诊了，3型肺结核。
肺结核是强传染性疾病，知青队长是知道的。
姚远就和他商量说:“就算将来抗抗好了，也会携带结核病菌。如果再回来和你们在一起劳动，还是有传染给你们的可能。所以，最好是让她回去，再不要回来。”
知青队长明白这个道理，就让姚远替抗抗写一份回城申请，带着他去找村里的村长，也就是这个生产小队的小队长。
姚远在现代看过知青回城的文学作品，知道回城手续很难办，觉得不保险。怕小队长不同意，就又要求知青队长再写一份证明材料，让和抗抗在一起的每个知青都签字，证明抗抗的确是病的很严重。
知青们也怕抗抗回来了传染他们，就都在那份证明材料上签了字。
姚远又希望知青队长能够陪着他，把回城材料办完，因为他对这里不熟悉，找人比较困难。
那时候的人，还是比较朴实的，特别是对在一个大锅里吃饭的知青战友，那更是没得说。
知青队长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姚远。
肺结核在农村就叫痨病。农民们分不清这个病的类型，但是知道，得上这个病，在当时的医疗环境下，基本就跟得了癌症一样，是判了死刑。
而且，癌症不传染，痨病传染。
小队长早就听知青们说了抗抗得病的事，也亲自去看过抗抗。知道抗抗确诊是痨病，二话没说，直接就在姚远的申请书上签字同意，又盖上了村里的印章。
看着那个鲜红的印章，姚远就松了一口气。因为根据他从文学作品里得来的印象，好像知青返城，就村里这个印章最重要，其余也就走个程序了。
知青队长又陪着姚远去了生产大队。果然，大队长简单问几句，就让会计找来印章盖上，嘱咐他们，直接去公社办好手续，抗抗的档案什么的，就会通过邮递，邮回矿机所在的镇上，然后去镇上把户口和粮食本关系恢复过来，就行了。
去公社也就是走个手续，再说这时候天也黑了，去了也办不成，姚远就跟着知青队长回他们住的地方，在那里和他们凑合一夜，等天亮了，再一个人去公社，把最后的手续完成。
知青点里也有矿机过来的知青，他们是认的姚大厦的，知道他过去是傻子，这怎么突然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姚远知道，为了救抗抗，他把姚大傻这个掩护给丢了，就敷衍他们说，他小时候的确是傻，但随着年龄长大，已经渐渐和常人差不多了。
他们熟悉姚大厦，主要还是小时候，都在矿机子弟小学一起读书时的样子。小学以后，姚大厦就不上学了，他们也不见得就了解他以后的情况。
小时候傻，大了逐渐正常的情况，也是有的。知青们在这里生活，条件毕竟远差于城里。时间长了，新鲜劲儿一过，心情都变化很大，也没有人过于在乎姚远傻不傻的事情，只是关心姚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带多少钱，可不可以请他们喝酒，其他根本就不在乎。
姚远过来，当然有所准备。带了些干粮，还有小菜，也带了二十多块钱。
当下拿出钱来，让知青们去村里的合作社买了酒和花生，再加上姚远带来的小菜，大家男男女女都凑到一间屋里，在炕上坐着，炕席就当了饭桌，吃喝一顿。
姚远不喝酒，这些二十来岁的知青们却个个酒量不俗，当晚基本都喝的酩酊大醉，吐的吐，骂街的骂街，哭的哭，折腾到半夜，才一个接一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姚远就去了公社，把自己带来的所有证明和材料都交了上去。
可是，姚远万万没有想到，抗抗的回城手续，竟然会卡在公社里。
公社的办事员收了那些材料，让他下午上班过来拿回执。下午过来，那个办事员却变了口风，说抗抗的诊断证明不合要求，必须是市医院的证明才可以。
姚远就争辩说:“我问过了，诊断证明是市级医院就可以。我们矿机医院是省里确定的市级医院，怎么就不可以呢？”
那个办事员就生硬地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们领导就是这样说的。她真要有病，再去市医院看一下，开个证明不就完了？”
姚远解释说:“我们再去市医院看病，还是要花钱的，花不起呀。再说市医院离我们太远，姜抗抗病的很厉害，实在是去不了。同志你就宽容宽容吧？”
办事员说:“这个你别跟我说，我只管办事。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
姚远就问:“那我找谁说啊？”
办事员就不耐烦说:“这个我管不着，赶紧走吧，别耽误我办公。”
姚远愣是让人家给赶了出来。
那个时代，出差住旅馆，都需要单位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你就是有钱旅馆也不敢收你。
眼看着天色将晚，公社这里姚远没有地方住，只好又回到那个知青点去。
知青队长听姚远说了经过，就怀疑是那个看上姜抗抗的领导从中作梗。因为这些年每年都有知青因为疾病返城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姚远说的这个情况，必须有市医院的证明。
姚远也怀疑是那个领导的事。可是，人家是领导，人家卡着你，你也没有任何办法。
知青队长就叹息一声说:“你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就回去吧。这事就先放一放，等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你再过来办吧？先让抗抗好好养病。”
可是，办不了手续调不回去，抗抗就没有口粮，而且，养好了病，还是要回来插队。养病这段时间，也不会有任何收入。
最关键的，还是抗抗早晚要回来，他为此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晚上，姚远没有心思陪着知青们说话，早早地躺下睡了。其实，他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半夜的时候，他悄悄起来，把知青队长给叫到外面院子里，塞给他一包大前门。
姚远不抽烟，让知青队长抽着烟，帮着他想想，公社里有没有部队上下来的干部？
知青队长烟瘾挺大，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大前门，想了许久，也说了几个，都是当兵回来的，可职务不高，恐怕也不敢得罪那位起关键作用的领导。
就在姚远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知青队长说:“县里有位副县长，是个老军人，参加过抗战的。原先是县一把手，后来变成副县长了。”
姚远终于看到一线希望。
姚大厦的养父，过去就是在这一带打游击，最后加入正规部队，成为师长的。而他的部队，一直就在这一带驻扎。说不定那位副县长，就能认得姚大厦的父亲。
这也仅仅就是一个猜测，希望渺茫。可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去试一试了。
第二天，他就去了县城，直接去县政府，找那位副县长。
县政府门口有看门的，自然就会问他找谁？他就说找马县长。
他说了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在部队时的职务，以及过去的部队番号，然后说:“我是他儿子。你跟马县长说，他要是认得我爸爸，就是我没找错人。他要是不认识，就是重名重姓了。”
一个过去师长的儿子来找马县长，看门的还真不敢不去说，就去了里面的办公室。
好一会儿，看门的都没出来。姚远站在大门口，来回地踱步，心里跟揣了兔子一般。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啊！
终于，远远地看见看门的从三层办公楼的大门里出来。他就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门人，试图从他的脸上，看出些什么来。
其实，这时候，他已经紧张地无力走路，只能那样站着了。